多米尼加驚魂記

 日期: 2009年7月14日

       4月下旬，我和妻子及友人金氏夫婦四人，一起去加勒比島國多米尼加共和國海濱，度過了難忘的五天四夜。其間遭遇車禍，卻“因禍得福”，得以免費遊覽兩處遠處景點，並走馬觀花地流覽了當地鄉鎮的居民生活。

       多米尼加與海地共處西班牙島，東部為多國，西部是海地。該島的西面與古巴島隔海相望，東面則是波多黎各群島。多國原為西班牙殖民地，19世紀末就獨立，居民大多說西班牙語，主要信天主教。

       我們去的地方是多國的最東端，叫蓬塔卡納（Punta Cana），西班牙語意為“蘆葦角”，這是十多年前才開發的新旅遊區。25日晨，我們從費城出發，飛行約四小時，中午抵達蓬塔卡納機場。“蘆葦角”機場名副其實，整個機場沒有一幢鋼筋水泥大玻璃窗的大廈，所有建築木梁木柱，清一色蘆葦葉覆頂，頗像一座大型的熱帶漁村。

       在出關處，兩名濃妝豔抹的黑人女郎走上前來，拉著每個旅客照相，開始我還以為是多國歡迎來賓的免費服務，哪知隨後就收費10元，聲稱離境時再取照片（還得再繳10多元）。

       上了出租車，講好35元去預訂的旅館。熱情的司機用結結巴巴的英語，與坐在前排的老金說個不停，還要求脖子上挂著相機的老金為他照相，結果在機場出口的STOP處沒停車，直衝衝地撞上一輛橫向疾馳的中巴。司機安然無恙，老金未系安全帶，一頭撞上擋風玻璃，臉上流血。妻子和金太太的手、腿受輕傷，我坐後排中央，受傷最輕，僅小腿擦破一點皮。

       十來分鍾後，急救車飛馳而至，把我們四人送到醫院（老金上了擔架）。醫院工作人員複印了我們的護照之後，與中國大陸的醫院如出一轍，伸手跟我們要錢，否則恕不接待。幸好趕來的出租汽車公司經理承諾由他們負責費用，醫院才“接受”我們。該醫院一溜平房，倒還幹淨整潔，但設備簡陋，沒幾個醫生護士，整體水平相當于中國大陸的鄉村醫院。折騰了兩三個小時，醫生要老金留院觀察24小時，金太太留下陪伴，我和妻子先去旅館定房。隨後打電話（給旅館外任何地方打電話，每分鍾收費至少一美元）詢問醫院，知老金已出院，于是在前台與老金夫婦彙合。

       我們下榻的是一家緊靠海邊的四星旅館，名叫NH Real Arena，占地寬闊，圍牆大院裏種滿奇花異草，高大的椰子樹迎風搖曳。兩列白牆紅瓦的四層樓房，中間夾著三個大小不等的遊泳池和三個大型露天按摩浴池。海邊則有一排蘆葦葉搭的涼棚，供旅客日光浴。

       這裏的海水清澈見底，晶瑩透明，遠遠看去，呈一片片淺藍、深綠相間的兩種顔色，一開始我以為是天上雲彩在水中的陰影，後來才發現淺藍色的海底是白沙，深綠色的水底有海草。

       為何這裏的海水如此幹淨清澈，以至于令人不願再去美國海濱？網路資料說，熱帶海洋的生存競爭比溫帶海域要激烈得多，海水中的微小浮遊生物（microplankton）較少。但我覺得，這裡海邊的人類社會汙染物比發達國家少，可能也是海水乾淨的原因之一。

       當地還有一項得天獨厚的自然優勢，在距海邊約一千米處的海中有一連串礁石，形成一道天然的圍牆，阻攔了大西洋衝過來的陣陣巨浪，沿海變成一片碧波蕩漾的天然遊泳場。

       這裏雖是熱帶，卻不覺得炎熱。微微的海風每天24小時，一刻不停地朝陸地吹來。偶爾飄來一塊烏雲，傾盆大雨一瀉而下，但轉眼之間就恢複燦爛陽光，藍天白雲，因為任何雲朵很快就被海風吹走，根本不可能在一處駐足。

       我們每天起床，早上在海邊看日出，白天在海中和遊泳池裏輪番遊泳，在沙灘上曬太陽，晚上觀賞音樂會，餓了到琳琅滿目的自助餐廳或四家特色餐館（需事先定位）大吃大喝，忘卻一切人間煩惱，車禍帶來的不快一掃而光，簡直是神仙過的日子。

       有點掃興的是，旅館房間不能上網，上網要去網路室，每五分鐘收費30美元，令人驚而卻步。不是我們小氣，而是這種收費簡直是敲竹杠。

       我們還自費（每人約90美元）乘船去附近參觀海上養殖場，那裏有兩種海魚，一是魟魚（stingray，又叫鲈魚、龍鯉），呈扁圓形，直徑1-3尺，背面灰黑色，腹部乳白色，柔軟溜滑，頗像一個大蘑菇。另一種是不知名的大魚，長兩米以上，體態像烏魚。

       出租車公司為了補償我們的車禍傷害，派一名懂英語的職員和一輛汽車，帶我們去遠處遊覽。該職員30多歲，他先帶我們去一個鄉間小鎮，參觀他的家。他只有兩間低矮的平房，屋頂是一層波浪形鐵皮，屋內陳設簡陋，可能還不如中國城鎮大多數居民的住宅。

       他先帶我們去一個僻遠地方，參觀山頂上修建的一座古色古香的“城堡”，那裏幾乎沒有遊人。返回途中，我們在Higuay市參觀多米尼加最著名的一座天主教堂，70年代初建成，純鋼筋水泥結構，雄偉高大，像一個大提籃。

       Higuay有一個大學，建築和校園非常漂亮。市中心的幼兒園，設施和環境也很不錯。「導遊」告訴我們，多國居民從幼兒園到大學，念書不交錢，全部由國家負擔，似乎在搞社會主義。但我們看到，鄉村學校跟城市學校的硬件條件相差很大。

       我們在該市一家中餐外賣店吃午餐，那裏只有炸雞翅、芥蘭牛、炸薯條等七八種菜式，環境極不衛生，遍地灰塵，廁所根本沒有手紙或洗滌劑，肮髒程度為我多年未見，無論菜式還是環境，皆比不上美國的中餐外賣店。

       這是我首次去熱帶旅遊勝地度假，每人花費約800多元。回來後我明白了美國老年人為何喜歡去熱帶養老。

公子落难（航運社纪事之一）

         1970年，四川合江县航运社来了三名大学生：林东、杜文和我。

         合江位于长江之滨，上接泸州，下临江津。航运社是一家从事水上货运的单位，集体所有制。文革前，这种单位，不要说大学生，连中专生也不可能来。现在一下来了三名大学生，而且来自后来所谓的985名校，可说是文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

        林东和我是中学同学，我俩皆来自寻常百姓家庭。杜文与林东大学同班，是高干子弟（后来叫“太子党”或“红二代”）。杜文之父是山西人，老革命，文革前在省委当副书记，主管文教卫生系统，文革中被打倒，关押在昭觉寺监狱，全家被撵出别墅式小楼。杜文的父亲工资停发，母亲与几个兄弟姊妹，每人每月领取25元生活费。

         1965年，杜文考上上海一所名牌大学。我曾私下问林东，杜文考上大学，是否跟他父亲有关系。林东说，在大学，杜文虽然算不上尖子生，但学习成绩也还不错。文革前的大学招生，省级以下干部的子女，如果高考成绩不好，也不易进名牌大学。同年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的女儿考大学，分数未上录取线，重点大学无望。任白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自己的老部下、重庆邮电学院院长，才让女儿成为该校的备取生。

         杜文身高一米八几，身材瘦削，皮肤很白，但脸皮不很光洁，有几道粉红纹路，也许是青春痘遗迹。他戴一副黑框近视眼镜，船工叫他“杜大学”，熟点的叫他“杜眼镜”。他吃饭的动作颇有特色，先扒了一口饭，然后把筷子整整齐齐搁在饭碗上，对着饭碗细嚼慢咽，直到全部吞下肚，才扒第二口。

         文革期间，杜文乘大串连之机，游山玩水。全国风景名胜，西湖、桂林、黄山、泰山、华山等，皆有他的足迹，而且留下照片为证。可惜他的照相姿势令人不敢恭维，千篇一律地两腿叉开，双手下垂，面无表情，一对无神的眼球透过近视眼镜，傻呼呼地盯着镜头。

         航运社的一把手、党总支书记“李白毛”，是个船工出身的基层干部。他认定杜文之父已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杜文则是“可以教育的子女”，把他安排到吨位最小的一艘拖轮，当轮机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杜文刚上船，感觉很新鲜。航行值班，他端坐在靠背椅上，耳听柴油机的轰鸣，犹如交响乐曲，秀丽的川江景色，好像一副不断变化的彩墨画长卷，令人心旷神怡。拖轮在沿江各个码头停泊，他必上岸溜达，体察风土人情。但日子一久，他就感到厌倦。一艘拖轮，从船头到船尾也就20来米，宽4米多，吃饭、睡觉、工作、休息，都在这个狭小的空间。他整天愁眉苦脸，度日如年，后悔不跌地说：“当这种船工，就像进了水上监狱。”

         杜文高度近视，而且怕水。拖轮停靠在没有趸船的江边，船工下船，必经一条高、陡、窄、长，而且一跳一闪的木跳板才能登岸。每次下船，杜文会身子下蹲，屁股紧贴跳板，两手从屁股两旁抓住跳板，一步一步往下蹭。上船则反过来，拱背弯腰，屁股朝天，两脚双手并用地往上爬。

         船工们不歧视杜文，但他的顶头上司、轮机长严某，对他不大感冒。严某喜占小便宜。杜文既不抽烟，又不喝酒，连茶也很少喝。严某得不到杜文的烟酒孝敬，总看他不顺眼。杜文值班，经常脸朝着舱门外，观望两岸的山山水水。严某就故意在柴油机排气管上，用红漆写下八个大字：“注意当班，专心操作”。但杜文视若无睹，依然故我，丝毫不改。

         一次，他与严某一起值班，柴油机机油管突然爆裂，一股黑乎乎的机油朝他身上直喷，眼镜上也沾满机油。他连忙还用手去抵挡，哪里挡得住。于是他站起身，跑到机舱门外，取下眼镜擦拭。严某一看，一把就柴油机拉熄火，大声吼道：“杜眼镜，你怎么不关柴油机？机器烧了怎么办？”

         杜文母亲担心儿子受苦，经常从成都给他邮来上海麦乳精和高级软糖，杜文只是独自享用，从不孝敬严某。一天，杜文上岸去了。严某跑到杜文床头，找到一个玻璃罐，把里面的白色粉末舀了满满两三勺，冲了一大茶缸，端起来张口就喝，觉得又苦又涩，噗噗往外直吐，正好被回船的杜文看见，他哈哈大笑，指点着严某说：“他妈的，你想偷我的麦乳精，结果拿到老子的洗衣粉！”

         在合江，林光和我先后结婚成家，杜文没有女朋友，似乎并不着急。航运社有个女会计，姓罗，想招杜文当她的乘龙快婿，把正在念高中的大女儿嫁给他。一天，罗会计买了鱼肉，邀请杜文来家吃饭，叫女儿陪客。在餐桌上，杜文光吃饭不说话，根本不理那个女孩，吃完后拍拍屁股。抬腿就走。

         一天下午，杜文、严某和我在县城逛街，见一个农民卖新鲜荔枝。就围上前去购买。杜文蹲下身子，趴在农民的箩筐边沿仔细挑拣。一个有点姿色的本地女孩也凑了过来。严某小声问杜文：“这个如何？这个如何？”杜文以为是问荔枝好不好，头也不抬地说：“可以可以。”严某把嘴一努，又对他说：“我说的是那个。”。杜文抬头瞟了一眼，说：“砸得窝牛屎（差劲极了）！”我以为杜文对配偶的容貌要求很高。但后来，在成都，我见到杜文的妻子，发现她相貌平平，但她父亲在文革前是厅长，我才明白，杜文的择偶原则是“门当户对”。

         1971年8月底的一天中午，火辣辣的太阳当空照，我和杜文在县革委门口，看见读报栏上贴着《解放军画报》刊登的巨幅照片－－江青拍摄的“林副主席学毛著”。杜文指点着照片说：“你看你看，林彪眉毛倒挂，腮帮无肉，一看就是一副奸臣相。”我吓了一跳，四周一瞄，见没有其他人，才放下心来。在回拖轮的路上，杜文又对我说：“你知道吗？当年在延安，林彪的老婆叶群的外号叫‘小白菜’，是延安四大美人之一，漂亮得很，比林光头（秃子）强多了。”

         几天之后，林彪乘飞机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我觉得，杜文事前不大可能掌握什么小道消息，但他的父亲属于彭真、安子文系统的“山西帮”，文革中被整得很惨，林彪的人马却飞黄腾达，火箭般上升，他当然对林彪不满和仇恨。

         文革中，杜文之父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一起被打倒，杜文对李井泉似乎没有好感。有一天他问我：“你知道李井泉为何当上政治局委员？”我回答“不知道”。他说：“三年困难时期，四川饿死很多人，李井泉却向中央报告，四川粮食大丰收，把大量粮食调往外省。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李井泉隐瞒真相的问题被揭露出来，老毛不仅没批评他，反而说‘井泉同志风格高’，并提拔他当政治局委员。”后来，我在网上查悉，杜文讲当年李井泉不顾四川民众死活，往外省大量调粮食之事，确有其事，但李井泉当政治局委员发生在1962年之前。

         一次，我与杜文聊天，谈到《参考消息》上连载的故事：苏联克格勃间谍萨哈洛夫叛逃美国。我对萨哈洛夫很钦佩，对间谍这门职业也羡慕不已。杜文却满脸鄙夷地说：“间谍只不是政治家手中的工具。政治家需要时就利用你，不需要时就把你一脚踢开，有什么好羡慕的。”后来，我在美国，读到中国打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间谍金无怠的报道，明白杜文的看法不无道理。

         1974年，航运社派采购员罗某与杜文一道去成都出差。正好他父亲获得“解放”，离开监狱回到家里。一天，他父亲的老下级、省交通厅胡厅长前来拜望，杜文父亲委托胡厅长设法把儿子从合江调回成都。一心盼望脱离航运社“苦海”的杜文自然喜不自禁。他把出差的事办完，没有返回合江，一直待在成都。三个多月后，他才拿着交通厅的调令回到航运社。

         李白毛不知道杜文父亲已获“解放”，见杜文在成都滞留三个多月才回来，大为光火。他把杜文叫到办公室，脸青面黑地训斥：“你这个走资派子女，居然不请假在成都晃了三个月，这是旷工，我要扣你的工资和口粮！”杜文没吱声，悄悄把调令直接交给县委组织部。过了几天，县委给航运社下达调杜文回成都的命令。李白毛自然不敢怠慢，连忙给杜文办理调离手续，但工资、口粮照扣不误。杜文也不抗争，拎着行李就离开了合江。

         没多久，杜文父亲被任命为省革委办事组第一副组长，这是个实权不小的职务。消息传到合江，李白毛的脑瓜不笨，急忙带着杜文被扣发的工资和粮票，还带了些合江的土特产，与罗采购员一道，直奔成都的杜文家。杜文之父见儿子的老上级来作客，十分热情，在家里设便宴招待。酒席宴上，杜文父亲说：“我儿子在航运社，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非常感谢。”李白毛把工资和粮票交给杜文，大言不惭地说：“杜文在我们那里，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表现好得很；我们照顾不周，还望省革委领导多多包涵。”

         再后来，航运社通过杜文父亲的关系，在省里搞到不少国家控制的物资，包括一对山东维坊柴油机厂生产的船用柴油机。李白毛得意地说：“现在，我们航运社有通天关系了。”

         杜文回成都后，先在省交通厅混了一阵，后来调到省科委。1978年，杜文父亲任省人大主任，杜文当上处长，掌管专县的科研经费，这是个肥缺。他不无得意地对我说：“我现在经常去专县，地委书记、副书记亲自接待，风光得很，因为我手里掌握大把大把经费。”但他并没有忘记落难之地。合江县氮肥厂一度缺乏资金，通过杜文之手搞到一大笔“科研”经费。

         1978年我考上研究生，去省城拜访杜文。杜家已从五层楼内的大套房，迁回成都闹市区的一个幽静的独家小院，门口有门房，院内是花园和草地，几株树上开着浅紫色的花，香气袭人。杜家住在一幢两层楼房内，清一色的木地板光可照人，卧室摆设简单雅致，床上挂着雪白的蚊帐。

         2000年我从美国回中国探亲，在成都再度与杜文相见，发现他已经“面目全非”，当年的瘦削身材和文雅风度荡然无存，以前凹陷的双颊往外鼓起，青春痘斑痕几乎消失，啤酒肚却隐约可见。他家堆满了瓷器、古玩和字画，打个转身都很困难，我想，这些东西，他可能大多没花钱。他请我在成都一家大餐馆吃饭，费用自然无需他掏腰包，由江苏某公司的推销员买单。他对我说，不久他可能升副厅长。另一友人告诉我，杜文后来在副厅级调研员位置上退休。

   （2003年10月初稿，2016年10月修改）

二零一九年中日之旅

       10月15日费城飞上海，16日巴士去南通，17日大巴去扬州，住运河畔酒店，18日去镇江，游金山寺，在去苏州，住太湖旁别墅酒店，19日游拙政园，虎丘等，住杨同学家，20日乘动车回重庆。25日至29日游日本，东京、富士山、大阪等地。14日从重庆飞上海，同日飞洛杉矶，在机场妻子住医院，16日回特拉华。
       在重庆期间，参加妻子同学聚会，去白市驿农家乐、南川黎香湖、江北大剧院国际花展、沙坪坝温泉等地，还拜访了黄老师。
     
       这是我首次去日本。走马观花，总的印象是日本各地很干净，独立屋较多，颇有点像美国，各景区见不到中国那种人山人海的场面。
     
       黄老师提供文革前、中的江津干部腐败的资料。他是位正直、正派的理想主义者，自然不合潮流。

“奉旨造反”在江津

                             “奉旨造反”在江津

                                                  戴开元

     目录

一、  回津

二、  蒋庆华事件

三、  军方介入

四、  “夺权”与分裂

五、  离津之后

六、  反思

                               一、回津

         1967年元月的北京，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中国科技大学的校园空空荡荡，冷冷清清，许多学生仍在外地“闹革命”。友人来信说，在北京念大学的一些江津老乡，回到老家“造反”，搞得热火朝天。我在北京无事可做，决定去投奔他们。

         1966年12月，中央下令停止学生的“大串联”，学生丧失了免费乘车的“特权”。但我已学会“扒火车”的本事。元月15日清晨，我挎一小提包，冒着刺骨寒风，来到北京火车站，沿车站南面的围墙一直走，找到一个缺口，溜进车站，混上火车。西安转车，人不出站。车过秦岭，我钻到座位下面，躲过查票。到达成都，立即爬上去重庆的火车。18日凌晨，我终于抵达江津县城。

         江津县（现重庆市江津区）位于重庆上游的长江之滨，全县人口约140万，是四川省人口大县之一。长江流经该县，拐了一个“几”字形的弯，形成一个半岛，县城就在这个半岛上，所以又叫“几江镇”，全城约三万人口。我离开县城仅有一年，家乡的面貌却全然巨变。全城洋溢着浓烈的“革命氛围”。领袖像、领袖语录和大字报，到处可见。人们戴红袖章，手持红宝书，挥舞红旗，高唱“造反歌”，在街上呼啸而过。临街房屋的外墙，全部漆成红色。有些墙面原是黑色，涂上红漆，变成红里透黑的古怪色。这是“红海洋”运动的成果。

         到县城的第二天，我到新华书店街对面“几江茶馆”的二楼，找到北师大历史系学生谭大容等江津一中校友，表示愿意参加他们的“全国大专院校红色造反者赴津战斗团”（简称“大专院校”）。他们热情欢迎我这个“新战友”的到来。

         我于1965年考上中国科大。当年科大校园在北京正西方向的玉泉路，与位于北京西北方向、高校云集的海淀区相距甚远，而且两地无直达公交车。对于在清华、北大等校念书的原江津一中毕业生，除了谭大容，其他人虽久闻大名，却无来往。

         1966年6月初，官媒发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江津也轰轰烈烈闹起“文化大革命”。起初，县委向中、小学派工作组，组织师生批斗学校“黑帮”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教师。

         8月下旬，李永明（北航）、邓启清（北大哲学系）和谭大容来江津串联，在大街上贴出的大字报《几点意见》指出：江津把斗争矛头指向广大教师，在教师中普遍“揭发问题”，批斗“有问题”的教师，违反了“十六条”，大方向是错的。他们被县委打成“政治扒手”、“反革命”，遭到批斗和变相监禁，最后被驱离江津。

         9月初，来自北京的另一位大学生也来江津串联，“煽风点火”，鼓动学生造县委的反。9月7日，津一中学生写大字报“炮轰县委”，后成立“九七革命造反先锋队”。该组织后来成为江津“九七”造反派的核心组织之一，其主要负责人为曹本高等。

10月份，“无产阶级司令部”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生余（清华土木系）、邓启清和我等去北京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与来北京串联的津一中学生，开会批判该校的工作组。

         11月，曾宪章（北大法律系）、邓启清、刘生余、李永明、谭大容、杨在彬（重庆建工学院）等在外地念大学的江津一中校友，从重庆步行到江津，成立群众组织“大专院校”，支持当地学生和民众的造反。“大专院校”主要领导人是曾宪章，活动场所设在新华书店对面的“几江茶馆”二楼。

         与此同时，江津还出现了“八一”红卫兵、“工人纠察队”等另类组织。它们由党组织下令成立，以党团员、“出身好”的“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的子女）及“积极分子”为骨干，主要搞“破四旧”和整社会上“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他们认为各级党政领导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造反派攻击他们是“反党”，是“右派翻天”。他们要与造反派作坚决斗争，保卫党的“好干部”。

                                       二、“蒋庆华事件”

         21日下午两、三点钟，我在“大专院校”办公室与谭大容聊天。突然，两名中年男子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造反派与保守派在县公安局大门口“辩论”，公安局抓了一名工人，企图吓唬造反派，请我们派人支援。

         我和谭大容急忙赶到公安局大门口。那是个丁字路口形成的小广场，已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两派人马手持红旗，面红耳赤地争吵不休。九七派人员告诉我们，被抓的是针织社工人蒋庆华，抗战时当过一年“伪保长”，属于“有历史问题”的人，但不是“黑五类”，他没参加任何一派组织。当时，蒋站在人行道上看热闹。针织社保守派的人看见，就以“伪保长冲公安局”为由，将其抓进公安局。

         突然，公安局大门洞开。两名身穿黑制服、佩武装带、杀气腾腾的警员，提着被五花大绑、嘴角流血的蒋庆华，冲了出来，一跃登上大门前呈品字形摆放的三张大方桌上。一名警员手持一把打开扳机的五四式手枪，另一警员一只手将一支沾满墨水的毛笔塞进蒋的嘴里，另一只手拿着一张白色逮捕证，放在蒋的脸面前，令他打叉“画押签字”。

         站在方桌旁的谭大容一看，毫不畏惧，翻身就爬桌子，我也跟着爬了上去。两名警员吃了一惊，未等蒋“画押”，就慌忙拖着蒋跳下桌子，走进公安局里，将大门紧闭。

         大容站在桌子上，面对群众说：“这是公安局保守派明目张胆镇压造反派，我们‘大专院校’绝不答应。”下面群众鼓掌欢呼。有人喊“冲进公安局去抢人”。我俩连忙制止，说，中央的《六条规定》【注一】刚刚下达，我们绝不能冲击公安机关，大家商量下一步行动。

         我站在方桌上，看见会场上保守派成员几乎全部散去，其他单位的九七派成员陆续赶来，台下一片黑压压人头，满怀期望地望着我们。但我内心里忐忑不安，不知局面如何收场。

         此时，曾宪章匆匆赶到现场，低声告诉我们：他刚去驻江津的7803部队，部队首长表示，公安局现被保守派组织“政法兵团”掌控，军队支持我们采取“革命行动”，“把公安局的大权夺回来”。我心里的石头才落下地。

         我们召集在场的十个“九七”造反派组织，每个组织派两名代表，共20人，排成两人一排的纵队，由我和大容带领，从大门旁的侧门走进公安局大院。

         我们沿着一条三合土铺成的笔直、宽阔大道，走到尽头，只见十来个穿制服和便衣的公安人员站在那里，地上摆了一挺轻机枪，正对公安局大门。我不禁打了个冷颤：如果我们不冷静，带领群众冲进公安局，可能遭开枪射杀。

         大道右边的一幢两层楼灰色砖房，是公安局的办公楼。我们走进去，发现里面几乎空无一人，最后在角落的一间办公室，找到一个30来岁男子，他就是“政法兵团”头头谢增发【注二】。我们问他为何逮捕蒋庆华，他说是公安局领导的决定。我们要求立即放人。他说，蒋已被关进看守所，必须经公、检、法三家机构的领导人批准才能获释。我们向他问清这三名领导的住址，派人通知他们来公安局大门口，接受群众的批判。

         这时天色已黑，有人在公安局大门外挂起一盏煤气灯，把现场照得雪亮。公安局长、检察院院长、法院院长和谢增发被带到会场，四个人低头弯腰，站在方桌上。造反派组织的代表轮流发言。谭大容看到有人在桌子下用拳头打他们的脚肚子，连忙用手持扩音器高喊：“不要塞冷锤，不准打！要文斗，不要搞武斗！”

         我感觉有人在拉我的裤脚，低头一看，是家父。他吓得脸色苍白，小声对我说：“开元，你不要命了，赶快跟我回家！”我哪会听家父的话，对他说：“你自己回去，不要管我！你不懂，这是文革。我们有毛主席撑腰，有解放军支持，有什么好怕的！”他很失望，但没有离开，而是站在远处人行道上，直到我们散会才回家。

         批判大会结束后，公检法三巨头签了字，下令放人。我们拿着他们的手令，再次走进公安局大院，来到大道左侧的看守所大门口，大门上方的岗楼里站有持枪的卫兵，一盏探照灯把那里照得雪亮。蒋庆华从看守所出来时，已经不能站立。我们用担架抬着他，立即送县医院。他因为遭受公安人员殴打而内脏严重受伤，在医院躺了三个月，不治身亡，享年仅50多岁。

                                            三、军方介入

         蒋庆华事件使我们认识到，要打垮保守派，获得军队的支持至关紧要。元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从22日开始，“大专院校”成员几乎天天走访驻江津的7803部队，了解军方对各派群众组织的态度。

         7803部队是野战军54军（军部驻重庆）主力师135师师部的番号。据部队首长介绍，54军是“林副统帅”直接带出来的部队，首任军长和政委分别是黄永胜和邱会作【注三】。135师是全国八个战备值班师之一，有电台直通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对他们的要求是：接到命令两小时之内，全师人马即可出动上前线。该师下辖五个团，分别驻江津、大足、雅安等地。

         135师师部设在县城西郊的一个大院内，四周有一人多高的围墙，门口有哨兵守卫。我读中、小学时，大院内经常放映露天电影。同一部片子，部队放映的日期往往比县城电影院早好多天；而且，部队放映的有些电影，县城电影院根本不上映。城里的儿童经常围在大院门口，想混进去看免费电影，但很少能够如愿。现在，我以部队贵客的身份，堂堂正正地走进大院，自是另一番心情。

         在这个大院里，三合土铺就的大道和小路清扫得一尘不染，万年青修剪得整整齐齐，到处铺有草地和花圃，清一色的白墙砖瓦平房，没有高楼大厦。这些也许与部队拥有大量免费做清洁的战士不无关系。

         7803部队的主要首长从一至十编号，包括师长王某（“王一号”）、政委李蔚华（“李二号”）、副师长郑金海（“郑三号”）、副政委孙呈祥（“孙四号”）、参谋长贾某（“贾五号”）等。接待我们的主要是李二号和孙四号，有时王一号、郑三号和贾五号也在座。谈话地点通常在李二号的办公室。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挂有一幅十万分之一的江津地区军用地图，等高线间距为5米。我们交谈时，遮挡地图的帷幕经常是敞开的。

         李二号年龄约四十多近五十岁，中等个子，头发快要掉光，其侧面轮廓有点像列宁。其妻三十多岁，大学毕业，温文尔雅，相貌出众。在交谈中我发现，李二号和孙四号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较高，对中央指示、全国形势和江津的局势了如指掌。而王一号和郑三号等军事干部的水平比较差。

         李永明告诉我，在元月份，李二号曾派其儿子来“大专院校”总部，待了两三天才离开，大概是来了解“大专院校”的底细。

         部队首长对我们很客气，双方交谈的气氛非常融洽，在许多问题上观点一致或非常接近。李二号赞扬我们在“蒋庆华事件”中的行动。他说，中央命令解放军支持左派；他们经过调查，认为“大专院校”、“九七”等组织是左派，而“八一”、“工纠”等是保守派；他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命令，支持江津的左派，不支持保守派。

         孙四号表示，7803部队有许多子女参加了保守派组织，但部队不支持他们。李二号还说，保守派的大多数成员是“受蒙蔽的”，左派要团结、帮助保守派成员一起“闹革命”，另外，还要防止“坏人”混进自己组织，乘机造共产党的反。

         有了部队的支持，我们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信心十足，立即筹划下一步行动。1967年元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我们认为，这是中央对造反派发出的最新指示，我们首先需要把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全县范围的跨单位、跨行业的大组织，才能进行夺权。

         当时江津县城约有100多个造反派组织，但与“大专院校”联系密切的只有30-40个。其余造反派组织，有的直接与重庆“八一五”派挂钩，有的完全独立活动，与“大专院校”几乎不来往，例如以霍吉炎、陈华敏为首的“小教红旗”。时间紧迫，我们决定首先把与我们联系较多的一些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

         大约25日晚上，在城关镇政府办公室里，7803部队政治部青年科的杨科长、杨在彬和我，对这些组织逐一审查，主要看其头头有没有“政治历史问题”，组织里“成分不纯”的成员多不多，从中挑选出相对较“纯”的23个组织，包括江津一中、二中、卫校、农校、长风机械厂、县机械厂、专区造船厂、拖轮队、木船社、邮电局、粮食局、果品公司、搬运社、县委、县人委、川剧团等单位的造反派组织，然后把名单交给7803部队审核。部队予以认可。

         27日晚，“大专院校”和23个造反派组织，在县城东门广场召开大会，宣布成立“江津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会场上红旗飘扬，与会者情绪昂扬地高唱“造反歌”。“大专院校”的代表杨在彬主持大会，“联司”成员组织的代表周洪书和7803部队代表杨科长在会上激情洋溢地讲话。部队派出一个连的战士全副武装参加大会。会后，与会者和解放军排成列队，从东门广场出发，沿着县城正街向西，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解放军战士步伐整齐，口号宏亮，银色的刺刀在路灯下闪闪发亮。老百姓几乎倾城出动，站在人行道上观看游行。

          7803部队首次公开亮相支持造反派，令造反派的斗志大振，保守派组织却垂头丧气。第二天，九七派成员跑到五福街和天香街，砸了“八一”总部和“工纠”总部。保守派组织的成员也站出来“反戈一击”，砸自己组织的总部。从此以后，江津的保守派组织就烟消云散。

         2月9日，“联司”在电影院召开大会，把一百多名各单位的“走资派”以及保守派组织的头头，押到舞台下站了三排，进行集体批斗。次日，这些走资派和保守派头头又被戴上高帽，挂上黑牌，押到街上游街示众。有的头头还被迫“披麻戴孝”，其前方悬吊一束稻草，以讥讽他们在文革中“捞稻草”。

         造反派组织在各单位清查党组织或工作组在文革初期整民众的“黑材料”时，在煤建公司的仓库里发现县委搞的一份“黑材料”，其中写道，到文革后期，李永明和谭大容将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并判处死刑。         

                                           四、夺权与分裂

         “联司”成立、保守派组织垮台以后，“大专院校”在元月底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夺权。我在会上说，在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里，布尔什维克首先攻占车站、电报局等交通、通讯机构，然后攻打冬宫。但江津火车站位于长江对岸的德感坝，江津全县只有一条不通外地的津柏公路，去火车站和汽车站夺权毫无意义。我建议首先夺县委、县人委、县邮电局和县广播站这四个重要单位的权。会上决定，邮电局的夺权由该局的造反派组织负责。广播站由津一中“九七”负责。县委、县人委的夺权由“大专院校”和这两个部门的造反派组织“红春”、“红八路”实施。我留守“大专院校”总部。其他单位的夺权由本单位的造反派组织进行。

         当晚，我最先得到的消息是，邮电局的夺权进行得很顺利。随后，津一中“九七”的学生跑来报告：广播站的夺权遇到阻力。广播站位于东门公园内。我急忙赶到公园，只见进门大道旁的一颗大黄角树下，一群“九七”学生在黑暗中围着广播站的女广播员争吵，要她交出广播室大门的钥匙。女广播员约20多岁，嗓音嘹亮，口齿伶俐，她强硬地说：这把钥匙是县委宣传部交给她的，没有宣传部的命令，她绝不能交钥匙。学生们七嘴八舌，怎么也说不过她。我听了一阵，突然大声吼道：“你到底交不交？你要是不交，老子就把你的门打烂！”女广播员一下子怂了，乖乖地把钥匙交给了“九七”学生。其实，我只是虚张声势，吓唬吓唬她。如果她依然不交钥匙，我根本没有胆子去砸广播室的门。

        刘生余等人去县人委夺权，要求保管公章的一名干部交出县人委的大印。该员说，公章锁在保险柜里，他没有开保险柜的钥匙，也不知道保管钥匙的另一干部的去向。刘生余等人对他软磨硬压，对方却软硬不吃。快天亮时，刘生余等威胁说，再不交出大印，就要用雷管把保险柜炸开。该员才打开保险柜，交出了县人委的大印。

         县人委的夺权，令人想起文革前的电影《夺印》。1963年，在伟大领袖“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下，全国出现一批描绘“阶级斗争”故事的电影，《夺印》即是其中之一。在这部电影中，江苏农村某生产队的大权被“阶级敌人”篡夺，上级派一位好干部去该村，把大权夺了回来。刘生余等可能从该电影获得启示，并望文生义，把夺权理解为“抢公章”。

         “联司”的成立使未参加“联司”的其他造反派组织觉得受到排斥，而“联司”的夺权行动更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2月初，这些组织在“小教红旗”的霍吉炎、陈华敏的带领下，与“大专院校”和“联司”在电影院举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在会上，霍吉炎愤怒地指责“联司”和“大专院校”排斥其他造反派组织，“搞分裂”，“搞一派夺权”。李永明和杨在彬代表“大专院校”反驳说，“联司”的大门是敞开的，欢迎其他造反派组织参加，他们也可以自行成立其他的联合组织，根本不存在谁排斥谁的问题。双方在会上争抢话筒，最后不欢而散。

         霍吉炎是城关镇四牌坊小学的青年教师。县党史办的一份资料显示，霍于1966年8月下旬开始造工作组的反，成立全县第一个造反派组织“小教红旗”。他认为自己比津一中“九七”的造反资格更老，应该是江津造反派的当然领袖。但津一中“九七”和“大专院校”对他并不买账，认为霍吉炎造反的动机不纯，怀有个人野心；而且我们还认为，“小教红旗”的成员复杂，“家庭出身不好”和有各种“政治问题“的成员较多，可能会被保守派抓到攻击的把柄，因此成立“联司”时未把“小教红旗”列入首批名单。

         2月11日，以霍吉炎为首的“红色造反团”、“春雷”等70多个组织成立“江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7803部队也派部队参加“联委”的成立大会，表示对他们的支持。

         后来，7803部队对“联司”和“大专院校”表示，希望“联司”和“联委”联合起来，合并成一个组织。2月26日，“联司”和“联委”，加上部队代表和原县委、县人委的一些领导干部，成立了“江津县无产阶级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执掌全县的党政财文大权。

         早在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在外地串联的学生返回本校继续闹革命。现在江津成立了解放军、干部和造反派组织代表“三结合”的“大联委”，“大专院校”认为，我们在江津的造反活动已经告一段落，应该返回自己的学校。

         2月底，“大专院校”结束在江津的活动，各自返回自己的大学。九七派成员在江津东门公园举行集会，热情欢送“大专院校”成员离开江津，并且合影留念。

                                          五、离津以后

         “大专院校”成员离开江津后不久，江津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大联委”在军队主导下，开始镇压造反派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

         早在1967年元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其中规定，要镇压混入群众组织中的“地、富、反、坏、右”等26种“反革命分子”。元月28日，最高领袖批示“很好，照发”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又规定：“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元月30日，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再度指出：“（目前）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来一个大扫除，‘扫除一切害人虫’。”

         元月29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冲进成都市公安局“查抄黑材料”。次日，成都军区奉谢富治之令，派部队逮捕该组织的头头，是为“一·二九”事件。“川大八二六”和“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等为此与成都军区多次发生冲突。2月17日，中央军委发布《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信》，支持成都军区的“一·二九”逮捕，并警告“造反派”组织，如继续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将有严重后果。

         2月18日，成都军区在全省大规模“镇压反革命”，抓捕八万多名造反派组织头头和成员，把一千多个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但54军在重庆市及周边地区的“镇反”与成都军区略有不同：一是动手较晚，到3月份才开始；二是54军没有支持保守派组织，而成都军区则支持和扶植保守派组织“产业军”。      

         3月份，原“联司”和“联委”的部分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其头头被逮捕，如川剧团造反派头头阮啸天和果品公司造反派头头钱志远。但原“联委”的组织和头头被镇压的较多。原“联司”一些组织（以津一中“九七”等学生造反派为主）和原“联委”的一些组织（以“红色造反团”为主），也积极参与了“镇反”行动。

         底层在大抓“反革命”，高层却风云突变。

         2月份，一些老帅和国务院副总理，对高干遭受群众组织冲击感到不满，数次在中央开会时对中央文革发难，“大闹怀仁堂”。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认为这是反对文革的“逆流”。从2月25日到3月18日，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批判谭震林、陈毅等“二月逆流干将”。

         4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指示，因为冲军区或对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组织应“一律平反”、“一律释放”。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4月6日中央军委颁发“十条命令”，皆指示2、3月间的“镇反”是错误的，于是全国展开了一场“平反”运动。

         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所谓“红十条”），改组成都军区，任命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调野战军50军进四川，为遭镇压的“八二六派”平反，宣布“产业军”是保守派，但承认基本未遭镇压的“红成派”（红卫兵成都部队）亦是“革命组织”。

         5月16日，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即所谓“红五条”），任命54军副政委蓝亦农、副军长白斌为市革委筹备小组负责人，要求54军为遭镇压的造反派平反。这些造反派后来组成“反到底派”。       

         成都地区的“产业军”垮台后，以“镇反”中的遭遇为分野，全川群众组织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八二六派”和“反到底派”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红成派”和“八一五派”的后台则是54军即“林彪集团”。两个后台皆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从此，四川两大派在各自后台的支持下，为争夺权力，不断发生冲突，并升级为大规模武斗：巴山蜀水，硝烟四起，枪炮隆隆，两派民众杀得你死我活，死伤者无数，长达两年之久。

                                              六、反思

         五十多年前，正在北京念大学的我们，离开校园，返回家乡江津，狂热地“造反”和“夺权”，现在回头去看，应该如何评价我们当年的行为？半个世纪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的文革，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后世人可以从中获得哪些教训和启示？

         近二十年来，我把文革作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课题作了一些探索，在2016年文革发动五十周年时发表了一篇论文【注四】，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现将个人管见简述如下。

                        （1）

         文革的本质乃是毛泽东利用学生、民众和军队，对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的一场大清洗，以清除他所怀疑的对自己不忠心的“坏人”。这些“坏人”被称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反党黑帮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无数干部、知识分子以及“黑五类”受到前所未有的残酷迫害，许多人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在政治理念上，刘、邓等以及绝大多数干部与毛泽东并没有任何不同。他们信仰马列主义，坚信“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相信共产主义最终一定会在全球实现。但在发展经济的具体方法上，刘、邓等中央领导人比毛的态度更务实，对民众的疾苦更加关切。在“三年大饥荒”时期，他们推行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等政策，仅仅是为尽快缓解经济困难尤其是粮食危机而采取的临时措施。他们从未主张取消生产资料公有制，搞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一句话刘、邓以及大多数中共干部，既不是“走资派”，也不是“三反分子”【注五】。

         文革结束后， 文革中挨整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几乎全部获得“平反”和“昭雪”。这说明，文革就是一场制造无数冤案的运动，毫无正当性可言。

                              （2）

         文革的起源可上溯至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当时毛泽东想以一种不同于苏联和欧美国家的“创新”方式------群众运动，高速发展中国经济，以便在经济上超过苏联，与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但这场运动遭遇到惨败，全国各地刮起浮夸风、“共产风”，大量资源被浪费，工农业生产不仅没有高速增长，反而大步后退，特别是农村粮食大幅歉收，各地粮食短缺，全国经济濒于崩溃。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等人温和地提出批评意见，却被毛打成“反党集团”。大跃进带来的灾难，导致“三年大饥荒”，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高达一千万【注六】。

         面临严峻的经济局面，执政党于1962年初在召集全国中、高级干部参加的“七千人大会”。在会上，大多数干部对大跃进的“左倾错误”提出强烈批评，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认同。毛泽东被迫作了几句轻描淡写的检讨，内心却认为，刘、邓等以及党内一大批中高级干部，没有像林彪那样为他掩饰错误【注七】，没有维护他一贯英明、正确的形象，对自己不忠诚甚至“怀有二心”，必须想法予以清洗，以免百年之后，自己像斯大林那样，被刘少奇等人清算。这是毛发动文革的最根本动机。所谓“两条路线之争”、“反修防修”、“反对官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不过是为了打倒刘、邓等而编造出的“理由”而已。

         毛要清洗刘、邓等人，找不到能说服党内大多数人的理由，采用执政党的常规运作程序行不通，他于是就甩开党组织，通过官媒，直接煽动不明真相的学生和民众起来“造反”，借民众的手来清洗这些“异己分子”。

         在江津，无论是“大专院校”、“九七”、“红总”，甚至保守派，皆是被最高领袖利用来清除异己的打手和工具。我们在江津的“造反”只是“奉旨造反”，只是一场毫无意义的闹剧。【注八】

                                             （3）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发动文革？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导致他掌握了不受制衡的绝对权力，套用毛自己的话，他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地行事。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是一个当代政治学所谓的“全权国家”（totalitarian state，亦称极权国家），执政党掌控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的一切大权。执政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处于一言九鼎的至尊地位，而且是终身任期。党内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形同虚设，实际上只有“集中”而无“民主”。1960年代，执政党更在全国掀起一场神化最高领袖的浪潮，通过媒体、教育等手段，把毛塑造成一个无比英明、正确、战无不胜的伟大领袖，号召全党、全国人民把毛的书当作“最高指示”来学习和贯彻。这就使毛拥有了呼风唤雨、随心所欲行事的能力。

         中国学校的教材、媒体、书报杂志、文艺作品，传播的完全是官方意识形态，同时严密防止民众接触国外的信息。生活在这种信息封闭环境里的学生和民众，只接触到官方想要他们知道的信息，完全得不到非官方的任何信息，于是笃信执政党和最高领袖是真理的化身，相信“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等“革命理论”【注九】。当毛发出号召，学生和民众就自然而然地投入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揪斗那些对毛不忠心的“坏干部”，捍卫以他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改革开放以后，执政党以中央全会决议的形式否定了文革，平反了文革以及以前运动中的大量冤假错案，却并未深刻地反思导致文革发生的制度上的原因，亦未彻底清算最高领袖的罪责，只是把文革归咎于“四人帮”、“林彪集团”和基层的造反派。结果，原来的政治体制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产生文革的土壤和机制依然存在，完全有可能再次出现类似文革的政治运动。近年来，网路上一再出现为文革评功摆好和翻案的呼声，官媒和学校教科书亦把文革的定性从“十年浩劫”改为“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这些动向令笔者深感不安。

         国人啊，你们要警惕！

         【致谢】李永明、杨在彬、谭大容、熊伟、张良、刘培鼎、饶仁孝等友人阅读本文初稿的前五节后，提出了修改建议或提供新的史料，特此致谢。本文的第六节“反思”仅代表笔者的个人观点，与这些友人无关。

         （2019年8月25日初稿，同年11月30日定稿于美国特拉华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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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公安六条》即中共中央、国务院1967年1月13日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其第一条是：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注二】谢增发后来成为江津县的知名书法家，其笔名为“谢真法”。他儿子移民美国，他退休后与妻子一起也来到美国，但因不适应美国生活，于2018年返回中国定居。2017年，经友人介绍，我和住在华盛顿一家养老院里的谢增发，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愉快地聊了许多往事。

【注三】据百度百科，54军由原45军的134师、135师和原44军的130师合并而成，黄永胜是原45军首任军长，邱会作是原45军首任副政委。

【注四】

         戴开元：《文革的本质是一场大清洗》，《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p24-47，（美国）世界华语出版社，2016。

         戴开元：《文革的本质：一场大清洗》，《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859）》（第1027期，zk1604c）http://www.cnd.org/CR/ZK16/cr859.gb.html

【注五】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领导下，首先在农村推行与“三自一包”相类似的“生产责任承包制”，然后在城市把一些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变为私有企业，这的确是在经济上“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方面，这是因为邓小平、陈云等人在“三年大饥荒”时期经历过施行“三自一包”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这是由于邓小平等人在文革中挨整期间，看到了文革的“极左”政策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严重危害，因而，他们在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寻找新出路的过程中，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启发。但在文革前，刘、邓等人并未有大规模模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明确意识。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文革从反面促进了中国在经济上“走资”。

【注六】学术界对于中国“三年大饥荒”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估计，争议很大，从“无人饿死”到“饿死五千多万”。杨继绳于2009年在香港出版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是研究这个课题的重要著作之一，他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600万。笔者认为，杨继绳估计的这一数字尚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

【注七】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导致“三年大饥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成绩和错误“两者的关系，可能不是一个手指头和九个手指头的关系，而是三个手指头和七个手指头的关系，或者比例更加悬殊”。他还在私下对毛说“人相食”，“要上史书”。而林彪却在大会上说，现在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的多，弯路会弯得小些”。两人的不同表现导致毛下决心打倒刘少奇，而林彪则在文革初期在中央常委中的排名从第六六位上升至第二位，并在九大上成为毛的法定接班人，而且林彪的接班人位置被破天荒地写进新党章。

【注八】学术界和民间一度流行的“人民文革论”主张，在文革中，除了中共高层存在的“权力斗争”，还存在着受中共干部压迫的底层民众，乘机起来造中共专制的反，这种活动被称之为“人民文革”。文革初期，确实有些民众起来报复那些过去整过自己的基层干部，要求为自己蒙受的冤案平反，或者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这种抗争的确具有一定的正当性。然而，这类抗争并不是文革运动的主流，亦未主导文革运动的大方向。而且，最高当局一旦发觉，就立即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人民文革论”的最大误区在于把支流与主流相提并论。

【注九】“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论”是陈伯达、姚文元等人于1967年11月，即文革已进行一年多以后，为文革提供“理论依据”而制造出来、经毛泽东审核同意的“理论”。“继续革命论”的观点，在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中找不到依据，也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其使用的“阶级”概念，直接违背列宁下的经典定义。在方法论上，该理论与现代社会科学风马牛不相及。

高中老师记略

                            高中老师记略

                                    戴开元

                       往事如烟。往事又并不如烟。

                                                                  ------章诒和

                                缘起

       我的中学母校------四川省江津县第一中学（现重庆市江津中学），是成立于1906年的一所百年老校。从1959至1965年，我在那里完成了六年的中学教育。退休后闲来无事，忆及母校的几位老师，其音容笑貌，历历在目，犹在眼前，乃草拟此文，冀为故人往事留下点痕迹。

       初稿毕，发部分同学，获热情鼓励，纠正了不确之处，新添不少资料。尽管如此，咎误依然难免，责任当然在己。

                                   （一）

       高中三年的老师中，我印象最深、获益最大的乃是语文老师傅道文。他是万县人，民国时期的璧山中学校长，解放后调江津一中任副校长。我班同学一直尊称他“傅校长”。

       那时我是语文科代表。周一、三、五早晨的语文课早自习，他往往比学生早到教室，抄写满满一黑板“佳词美句”，供我们抄录。晚上，晚自习结束已近10点，我把全班同学的作业本送到他办公室，见他还伏在办公桌上工作。算下来他一天工作达十五、六个小时。

       傅校长讲课，绝不允许学生开小差，一经发现，必定毫不留情公开批评。每次评讲作文和考试，他会严词批评那些成绩差、做作业马虎的同学，个别同学多次被他当众斥之以“一贯懒人”、“著名懒人”等。然而，毕业多年以后，那些曾被他骂过的学生，无一表示怨恨，反而认为他的严格要求使他们终生获益。         

       一些同学字写得烂，错别字连篇。傅校长像对小学生那样，要我们练习大、小楷毛笔字，然后把写得较好的字用红笔圈出，让全班观摩。他还在全年级组织了订正错别字的“正字比赛”和作文竞赛。

       傅校长是博览群书的“杂家”，平时广泛阅读书报杂志，把他欣赏的语句和段落，用卡片摘录下来，早自习时，挑选出一些写在黑板上，要我们抄录，上课时再予以讲解。

      “佳词美句”内容涉及励志、劝学、修身、治学及作文法等，源于古今中外名著，还有接地气的民间俗语。例如，“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那在崎岖小路上攀登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马克思）；“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列宁）；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边苦作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文如观山不喜平”，写文章要“虎头猪肚豹尾”；“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旺盛达三江”，等等，使我终生难忘。      

       这些“佳词美句”，拓展我们的知识面，激发学生对课外读物的兴趣，提高我们的中文水平，从而带动其他学科的学习。1965年高考，全年级五个班，我们班升学率最高，可能与傅校长这种独特教学方式不无关联。     

       1966年文革文革风暴来临，傅校长和校长熊秉衡、教导主任韩锦光三人被打成“熊、韩、傅反党集团”，遭批斗，关学习班，从事开荒地、掏塘泥、装订“语录”、摘运广柑、在川黔边境担运矿石、在华蓥山修襄渝铁路等苦工。后来傅校长被“下放”到菜市街小学教语文，一年后才返回津一中。改革开放后，他调去永川黄瓜山的江津师专（现重庆文理学院），任副校长兼教务主任，1989年退休，2010年病逝于南京。

       文革初，正在北京念书的我亦受“极左思潮”影响，给津一中写了一封信，批判傅校长向我们“推销封资修黑货”，原班主任把这封信抄成大字报在校内张贴。此事让我深感惭愧和后悔。七十年代中期，我回江津去傅校长家向他道歉，得到他的谅解。1978年我报考中科院研究生，他还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    

                                   （二）

       一次傅校长去外地开会，六五高二班的语文教师乐静芳替他讲了两堂课。乐老师圆脸、短发、大眼、肤白，身材中等丰满，笑时露出雪白的牙齿，年轻时应是大美女。其教学风格与傅校长迥然不同。傅校长满口四川话，不时冒出江津土话俚语。乐老师一口标准普通话，嗓音嘹亮，板书字迹工整。她只讲解课文内容，不涉课外资料，语速不疾不迟，干净利落，有节奏感，无一句多余的话，讲完之后，下课铃声就响了。

       乐老师毕业于燕京大学，原为北京中学三级教师，1961年秋，与其“右派”丈夫秦晋一起，从首都被“下放”至内地小县城江津。【注一】她先在江津二中教语文，熊秉衡校长和傅道文傅校长知道后，如获至宝，于1963年秋设法将她调到江津一中。

       秦晋在民国时期是北平一位思想进步的名记者，与沈从文交情非浅，1949年后为《体育报》编辑，1957年被打成“右派”。秦来江津，被安排到新华书店当杂工。当时家父亦在书店工作。我在书店经常见到秦扫地和清理图书。

       秦先生身材高大魁梧，长脸，脸相忠厚，说话轻言细语，温文尔雅，待人彬彬有礼。1965年8月，我接到科大录取通知书，在书店的后院遇见他，他主动地向我道贺，还说“科大我知道，直属中国科学院，是一所很好的大学”。但当时我正做着当科学家的美梦，认为秦先生是“有政治问题的人”，担心跟他发生瓜葛，影响自己前程，只支吾两声，就转身而去。

      文革中，乐老师被打成“牛鬼蛇神”中的“美女蛇”，戴“高帽”，胸前背后各挂一块黑牌，挨批斗，被关“牛棚”和“监督劳动”，挖土、挑泥、挑粪、抬石条、割牛草，长达八个多月。1970年，她被下放到距县城约70华里、不通公路的金紫公社小学初中班，两年后才返回津一中。

      尤有甚者，乐老师在文革初被剃“阴阳头”，对于一位知识女性，这是一种何等的人格羞辱！“阴阳头”，古称“髡刑”，民国时期抓壮丁，为防止壮丁逃跑，亦用此法，但皆施于男性。文革则扩展至女性，或可谓“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文革期间，秦先生在书店挨批斗，遭毒打。一次，他被书店“极左派”毒打昏厥，打人者以为他已死，将其拖到书店旁垃圾堆，被居民发现，浇以洗菜水，他才得以活命。

      文革结束后，夫妇两人皆获平反。1979年乐老师调永川地区师专（现重庆文理学院）执教，提副教授；秦先生调该校任校报编辑。独生女秦丹于1977年克服书店“极左派”的重重阻挠，考上重庆师专（现重庆师范大学），后在川大执教。秦先生和乐老师先后于2000年和2008年在成都去世。

                                   （三）

       教了我们高中三年数学的李学渊，亦是高一、高二班主任。他个子中等偏高，身板壮实，方脸，眉际有颗痦子，头发稀疏，毕业于抗战时迁重庆的同济大学，其妻为三倒拐小学的老师。

       李老师对学生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毫无架子。他看重学生的学习成绩，对不同家庭出身的学生，一视同仁。高一时，家父失业，他为我申请到每月两元的助学金，虽然最终我没有要，但能体会到他对学生的关爱。谢成荣同学回忆，有次李老师去他家要了一担铺床的谷草，不仅坚持高价付钱，还与他一起轮流挑回来。

       高中数学有代数、平面解析几何和立体几何等内容，分量很重。他对教材吃得很透，讲课时突出重点和难点，鼓励学生以不同方法解题。

       文革初，一学生参加游行，手持三角旗写有标语“毛主席万岁”，“岁”字略草，被指为“歹”字。班主任李老师竟被污为“刻骨仇恨、恶毒攻击毛主席”，遭多次批斗，后又被打成“漏网地主分子”，关“牛棚”，历经数年折磨才得“解放”。

       约1972年，我在县城正街遇见李老师和地理老师蒲崇虞。李老师闭口不言自己遭受的磨难，却兴致勃勃地聊起我的高考数学试卷，其最后一题是求抛物线与一直线相交围成的面积，我以级数方法求之，他很赞赏。他也许在1965年参加了重庆考区高考试卷评卷工作。而我那时正在合江当船工，感觉有愧于老师的辛勤培育，没聊几句，就匆匆告别。

                               （四）

       高一下学期的英语教师黄诗群，长脸，两腮凹陷，身材瘦削，皮肤白净。他是巴县人，刚解放时就参加“革命工作”，工作能力很强，1959年，他在白沙镇的江津地区教育行政干部学校当校长，白沙邮电分局给该校送邮件经常迟送，学生们颇为不满，经黄同意，他们敲锣打鼓给该局送大字报提意见。哪知该局女局长的老公在地委当大官，“枕头状”一告，黄被指为“煽动学生闹事”，旋即罢官。他要求来津一中教英语。

       黄在解放前高中毕业，英文底子不错。津一中英语教研组组长吴汉骧主持考核其英语水平，他一字不漏背颂林肯的《葛提斯堡演说》，于是过关。黄老师的教学很认真，有时增添一些课外资料，如英国中世纪传说中绿林好汉罗宾汉（Robin Hood）的故事。

       一天下午，他站在讲台上讲课，突然抓起一只墨水瓶猛地摔在地上，令全班同学一惊。他解释说，一些学生做作业，经常忘记第三人称动词谓语加S，他摔墨水瓶，是为了加深同学印象，避免重犯错误。

       一次，一些同学在李学渊老师家里举行Party（聚会），黄诗群老师莅临，在聚会上他像歌星那样，两手在胸前相扣，唱了一首四川民歌，其音调之高，令我惊异不已。

      文革初，他因1958年“严重错误”而受学生批判，但与其他老师相比，他的“问题”较小，较早获得“解放”。江津造反派夺权后，他进县革委文教组，把沙埂中学树立为“走五七道路”、“开门办学”的“教育革命样板”，这当然与当时的大形势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黄老师在该校发现了一个人才------民办教师陈作勋。改革开放后，陈作勋开办的“白沙工商职业高中”（现白沙商业学校），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重点职高，陈后来因此当上江津县政协副主席。

       打倒四人帮后，黄老师主持全县冤假错案“平反”工作。1957年江津被打的270多名“右派”悉数平反。他对我说：“这两百多名右派的档案，包括其‘右派’言论，我全部看过，都是给单位领导或党员提意见，没一个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些人实在是太冤！”

       打倒四人帮后，黄老师在江津受到排挤，主动要求调回老家巴县，在县党校任职，退休后住巴南区政府所在地鱼洞镇。

                                   （五）       

       高二英语教师罗四维，四、五十岁，两眼炯炯有神，嗓音沙哑，由于秃顶，四班同学给他取了个外号“moon”（月亮）。他年轻时从军，抗战时参加中国青年远征军赴印度作战，任随军翻译。国共内战时，他随所在国军部队起义，成为解放军文职人员，解放后转业到学校教书。

       罗老师在学校仍保持军人风度，注意个人形象：脸上胡须刮得干干净净，稀疏的头发梳得光生整齐，常穿笔挺的深色呢子中山装。他对学生严格要求，对英语基础较差的农村同学予以重点帮助。

       一天下午的英语课，罗祥树同学迟到，站在教室后门。罗老师站在讲台上问：“Who is there？”（谁在那儿呀？）罗祥小声答：“Your father！”（是你老爸！）罗老师离得远，没听清，也可能听清了但装没听见。坐在后排的同学听到一清二楚，忍不住发出低低的笑声。

       罗老师家住德感坝，文革中，他在江津火车站，背着背篼从一列货车底下穿过铁路时，货车突然启动，身子被火车轧成两截，被人发现时尚未断气，死状极惨。

                               （六）

       高三的英语教师吴汉骧，英语教研组组长，其父为民国时期著名的“白屋诗人”吴芳吉。               

       吴老师50岁左右，长脸，头发花白，深度近视眼镜，平时表情严肃，极少见他开怀大笑。其英语带浓郁美国口音。他经常给我们发放油印英文课外资料，以补教材的不足。他还组织学生排演英语话剧，教我们唱英语歌。现在我还记得两首，其中之一是英国儿歌，歌词如下：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ogether, together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How happy we'll be

         'Cause your friends are my friends

         And my friends are your friends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How happy we'll be

       吴老师通音乐，学校集会活动，他任乐队指挥，有时还吹小号。为提高其他教师的英语水平，他常常组织教师集体收听北京的对外英语广播。 

       抗战时，吴老师在泸州蓝田坝空军机场给美军当翻译。文革中，他因这一“严重历史问题”而被污为“美国特务”，遭无数次批斗，送“牛棚“关押。七十年代初，“牛棚”里许多老师已经获释，吴老师却尚未解脱，每周仍有几天去学校“劳动改造”，在“群专队”人员监督下，无论刮风下雨，在荒坡上栽种蔬菜。大概1969年，我去津一中，远看山坡上一人，头戴草帽，挽起袖子和裤腿，挑着粪桶，在菜地浇粪，感觉身影颇像吴老师，但没敢去打招呼。

       约1972年，我去津一中家属院找名中医何泽然看病，看见同住小院的吴老师。他那天没去学校“劳改”，严肃地坐在书桌旁看英文版毛选。那时我想把英语拣起来，向他借了一本罗马尼亚出版的英文长篇小说《海鸥（Seagull）》。

       打倒四人帮后，吴老师才得到彻底解放，调去永川黄瓜山的地区师专教英语。1986年夏天，我出国留学前夕，在该校见到熊校长、傅校长和吴老师。那时他年近七十，已是白发苍苍的垂垂老翁也。

       后来我念大学、当船工时翻译英文柴油机说明书、考研、出国留学、在美国打拼，中学老师为我打下的英语基础，使我获益终身。

                              （七）

       高三物理老师李昌德，前额微秃，鹰钩鼻，戴金边眼镜，常穿深蓝色西装，系领带，胡子刮得很干净，腮帮呈青色，知识分子风度十足。三位高中物理老师中，他讲得最好，条理清楚，电学定律解释得非常透彻。

       李老师不是江津人，解放初是南下部队军乐队成员，转业后来津一中。他亲哥哥在海外，文革中他因此被打成“国民党特务”，遭批斗和关押，并被剪阴阳头，然后被下放到羊石盘小学。羊石盘是长江边偏僻小镇，位于江津、合江交界处，距县城很远，却离我妻子教书的学校仅四、五里路。1973年初的一个星期天，我听闻李老师在羊石盘，在集市上买了十个鸡蛋，拎着去探望他。

       他身穿一件很旧的灰衣服，目光呆滞，神情沮丧，知识分子风度荡然无存，与文革前判若两人。他住的房间很小，一进门就闻到一股烂红薯酒的酒味，桌上一只酒瓶子还剩半瓶，屋里很凌乱，穿过的衣、裤随便放在椅子上。他似乎记不起我，不愿多说话，只是闷着头喝酒。他留我吃饭，我看他心情很不好，和他没讲几句话，放下鸡蛋，就匆匆告辞。

       文革后期，他调回津一中，再度穿上西装，娶妻，育两儿两女，家庭负担颇重，思想更加消极，精神近乎崩溃，唯一爱好是酗酒，同学刘维彬（刘政军）和罗祥树是他的长期酒友，他最后死于酒精中毒。一位优秀的中学教师就这样被“文革”毁了！

                                  （八）

       高三班主任谢世淮，津一中59高毕业生，出身贫农，“品学兼优”，选留苏预备生，因患肺结核而未能行，亦未考大学，留在津一中，入党，当政治课教师。的一些同学说，谢以“左”出名，是颇受学校领导器重的“红人”。

       谢老师中等个子，身材消瘦，面色苍白，不苟言笑，戴近视眼镜，和他目光相接，总感觉他在暗中揣度你的心思。高三政治课讲“社会发展史”，谢老师讲课的“理论水平”，虽不如政治教研组长何贵全，但与大学政治课教材相对照，倒也差强人意，没无大错，猜想他可能上过党校。        

       那时我和谢老师的关系可谓“不冷不热，不亲不疏”。整整一年，他单独找我谈话仅两次，一次是“毕业鉴定”与我见面，另一次是填写高考自愿。他给我作的鉴定中有“有只专不红倾向”评语。我一直没加入共青团，从这个角度看，这一评语倒也不算太离谱。

       我原来填写的第一志愿是清华，但谢老师说，报考清华的人太多，党支部决定我报科大。我不愿意，但只能服从，因为“党领导一切”，得罪不起。事后看来，在毕业鉴定时，谢老师并未过分整我。

       但另一些同学则不同。有的有所谓“家庭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问题”，有的因为“表现不好”，这些“问题”被写入毕业鉴定，影响了他们升学和就业。当年我们班发生所谓“神经组织”事件【注二】，纯属同学课余开玩笑的游戏活动，却被人向校方举报，甚至惊动县公安局。公安局调查后认为，这只是学生们的“落后行为”，与政治无关。但谢老师把此事写进某些同学的毕业鉴定，装进他们的个人档案，给他们的一生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对此，谢老师当然应负有一定责任。

       文革初期，谢老师是工作组依靠对象，参与批斗学校领导干部和其他教师。江津造反派分两派后，他投奔江津“九七派”（与重庆“八一五”、成都“红成”同属一派）。县革委成立，他进县革委文教组。“四人帮”垮台，他调江津县委党校任常务副校长，1997年因患肝癌在成都去世，享年约60岁。

       具讽刺意义的是，当年校方对“神经组织”事件的处理，已是小题大做，相当“左”了。但在更“左”的文革风暴中，这种“左”却变成“包庇反动组织”。1969年秋，我在津一中本部后门的外墙上看见造反派办的“大批判专栏”，其中揭批“熊、韩、傅反党集团”的“严重罪行”之一，是包庇“六五高学生中的反动组织‘神经组织’”，令人啼笑皆非。

       谢老师虽然一辈子教政治理论，我感觉他内心里仍相当看重学业。1965年学校党支部决定要我报考科大，应该是出自谢老师的推荐。我们班有几个参与“神经组织”事件的同学，也考上重点大学，可见谢老师做鉴定时保护了他们。文革结束后，他的三个女儿------谢箐、谢萍和谢葵，皆考上大学，其中谢萍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后在成都当律师。

       五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头来看，谢老师做的一些错事，主要是由于当年“极左”政策的影响。在那个荒唐的时代，作为学生的我也一度很“左”呢，仅比我们大五、六岁的他又能高明多少？

                               结语

       在江津一中念高中的那三年，正值“三年大饥荒”刚过，文革尚未启动之时。虽有政治运动干扰和“极左”政策影响，绝大多数老师，尤其是一些老教师，教书育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使我们得以基本正常地完成高中学业，为我们继续升学和走入社会，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在心的。

      【致谢】原江津一中65高三班的同学何光一、罗江桥、韩秀贞、黄朝华、周道溶、王荣效、谢成荣、杨俊雄、黄茂发，65高四班的同学任清伦，友人熊伟、李永明、任廷钊、任廷铮、张良等对初稿提出修改建议、提供新资料和纠正原稿错误，乐老师的女儿秦丹提供了其父母身世的珍贵资料，同学白克荣帮我与秦丹取得联系，同学李光林、吴汉竹、张泽厚、甘在福等对本文写作予以热情鼓励，谨此一并致谢。

        （2019年2月8日初稿，11月18日定稿）

【参考文献】胡昭鳌：《江津一中九十年》，2006。

                          傅道文：《傅道文文集》，待出版。

                          乐静芳：《杏坛秋实》，待出版。

【注一】六十年代初，北京市长彭真和公安部长罗瑞卿，要把北京建成让领袖和中央放心的“水晶城”、“玻璃板”，把北京的约九万名“阶级敌人”逐出北京市。秦晋夫妇很可能就是在这波驱逐行动中来江津的。

【注二】据我所知，所谓“ 神经组织”事件的真相是这样的。高中时期，我班男生突然流行一股“装神”风潮，即在日常举止中，故意模拟“精神病人”神态，相互攀比“装神”水平。有同学自称“神经界总统”，有的上课时写小纸条，提议给遭台风袭击的巴基斯坦发慰问电。这纯粹是学生课余开玩笑的活动，根本就没成立什么组织。但在当年“大抓阶级斗争”的大气候影响下，有人把此事报告班主任和校领导，校方又报告县公安局，于是人为制造出一起所谓“神经组织”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