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老师记略
戴开元
往事如烟。往事又并不如烟。
------章诒和
缘起
我的中学母校------四川省江津县第一中学（现重庆市江津中学），是成立于1906年的一所百年老校。从1959至1965年，我在那里完成了六年的中学教育。退休后闲来无事，忆及母校的几位老师，其音容笑貌，历历在目，犹在眼前，乃草拟此文，冀为故人往事留下点痕迹。
初稿毕，发部分同学，获热情鼓励，纠正了不确之处，新添不少资料。尽管如此，咎误依然难免，责任当然在己。
（一）
高中三年的老师中，我印象最深、获益最大的乃是语文老师傅道文。他是万县人，民国时期的璧山中学校长，解放后调江津一中任副校长。我班同学一直尊称他“傅校长”。
那时我是语文科代表。周一、三、五早晨的语文课早自习，他往往比学生早到教室，抄写满满一黑板“佳词美句”，供我们抄录。晚上，晚自习结束已近10点，我把全班同学的作业本送到他办公室，见他还伏在办公桌上工作。算下来他一天工作达十五、六个小时。
傅校长讲课，绝不允许学生开小差，一经发现，必定毫不留情公开批评。每次评讲作文和考试，他会严词批评那些成绩差、做作业马虎的同学，个别同学多次被他当众斥之以“一贯懒人”、“著名懒人”等。然而，毕业多年以后，那些曾被他骂过的学生，无一表示怨恨，反而认为他的严格要求使他们终生获益。
一些同学字写得烂，错别字连篇。傅校长像对小学生那样，要我们练习大、小楷毛笔字，然后把写得较好的字用红笔圈出，让全班观摩。他还在全年级组织了订正错别字的“正字比赛”和作文竞赛。
傅校长是博览群书的“杂家”，平时广泛阅读书报杂志，把他欣赏的语句和段落，用卡片摘录下来，早自习时，挑选出一些写在黑板上，要我们抄录，上课时再予以讲解。
“佳词美句”内容涉及励志、劝学、修身、治学及作文法等，源于古今中外名著，还有接地气的民间俗语。例如，“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那在崎岖小路上攀登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马克思）；“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列宁）；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边苦作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文如观山不喜平”，写文章要“虎头猪肚豹尾”；“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旺盛达三江”，等等，使我终生难忘。
这些“佳词美句”，拓展我们的知识面，激发学生对课外读物的兴趣，提高我们的中文水平，从而带动其他学科的学习。1965年高考，全年级五个班，我们班升学率最高，可能与傅校长这种独特教学方式不无关联。
1966年文革文革风暴来临，傅校长和校长熊秉衡、教导主任韩锦光三人被打成“熊、韩、傅反党集团”，遭批斗，关学习班，从事开荒地、掏塘泥、装订“语录”、摘运广柑、在川黔边境担运矿石、在华蓥山修襄渝铁路等苦工。后来傅校长被“下放”到菜市街小学教语文，一年后才返回津一中。改革开放后，他调去永川黄瓜山的江津师专（现重庆文理学院），任副校长兼教务主任，1989年退休，2010年病逝于南京。
文革初，正在北京念书的我亦受“极左思潮”影响，给津一中写了一封信，批判傅校长向我们“推销封资修黑货”，原班主任把这封信抄成大字报在校内张贴。此事让我深感惭愧和后悔。七十年代中期，我回江津去傅校长家向他道歉，得到他的谅解。1978年我报考中科院研究生，他还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
（二）
一次傅校长去外地开会，六五高二班的语文教师乐静芳替他讲了两堂课。乐老师圆脸、短发、大眼、肤白，身材中等丰满，笑时露出雪白的牙齿，年轻时应是大美女。其教学风格与傅校长迥然不同。傅校长满口四川话，不时冒出江津土话俚语。乐老师一口标准普通话，嗓音嘹亮，板书字迹工整。她只讲解课文内容，不涉课外资料，语速不疾不迟，干净利落，有节奏感，无一句多余的话，讲完之后，下课铃声就响了。
乐老师毕业于燕京大学，原为北京中学三级教师，1961年秋，与其“右派”丈夫秦晋一起，从首都被“下放”至内地小县城江津。【注一】她先在江津二中教语文，熊秉衡校长和傅道文傅校长知道后，如获至宝，于1963年秋设法将她调到江津一中。
秦晋在民国时期是北平一位思想进步的名记者，与沈从文交情非浅，1949年后为《体育报》编辑，1957年被打成“右派”。秦来江津，被安排到新华书店当杂工。当时家父亦在书店工作。我在书店经常见到秦扫地和清理图书。
秦先生身材高大魁梧，长脸，脸相忠厚，说话轻言细语，温文尔雅，待人彬彬有礼。1965年8月，我接到科大录取通知书，在书店的后院遇见他，他主动地向我道贺，还说“科大我知道，直属中国科学院，是一所很好的大学”。但当时我正做着当科学家的美梦，认为秦先生是“有政治问题的人”，担心跟他发生瓜葛，影响自己前程，只支吾两声，就转身而去。
文革中，乐老师被打成“牛鬼蛇神”中的“美女蛇”，戴“高帽”，胸前背后各挂一块黑牌，挨批斗，被关“牛棚”和“监督劳动”，挖土、挑泥、挑粪、抬石条、割牛草，长达八个多月。1970年，她被下放到距县城约70华里、不通公路的金紫公社小学初中班，两年后才返回津一中。
尤有甚者，乐老师在文革初被剃“阴阳头”，对于一位知识女性，这是一种何等的人格羞辱！“阴阳头”，古称“髡刑”，民国时期抓壮丁，为防止壮丁逃跑，亦用此法，但皆施于男性。文革则扩展至女性，或可谓“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文革期间，秦先生在书店挨批斗，遭毒打。一次，他被书店“极左派”毒打昏厥，打人者以为他已死，将其拖到书店旁垃圾堆，被居民发现，浇以洗菜水，他才得以活命。
文革结束后，夫妇两人皆获平反。1979年乐老师调永川地区师专（现重庆文理学院）执教，提副教授；秦先生调该校任校报编辑。独生女秦丹于1977年克服书店“极左派”的重重阻挠，考上重庆师专（现重庆师范大学），后在川大执教。秦先生和乐老师先后于2000年和2008年在成都去世。
（三）
教了我们高中三年数学的李学渊，亦是高一、高二班主任。他个子中等偏高，身板壮实，方脸，眉际有颗痦子，头发稀疏，毕业于抗战时迁重庆的同济大学，其妻为三倒拐小学的老师。
李老师对学生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毫无架子。他看重学生的学习成绩，对不同家庭出身的学生，一视同仁。高一时，家父失业，他为我申请到每月两元的助学金，虽然最终我没有要，但能体会到他对学生的关爱。谢成荣同学回忆，有次李老师去他家要了一担铺床的谷草，不仅坚持高价付钱，还与他一起轮流挑回来。
高中数学有代数、平面解析几何和立体几何等内容，分量很重。他对教材吃得很透，讲课时突出重点和难点，鼓励学生以不同方法解题。
文革初，一学生参加游行，手持三角旗写有标语“毛主席万岁”，“岁”字略草，被指为“歹”字。班主任李老师竟被污为“刻骨仇恨、恶毒攻击毛主席”，遭多次批斗，后又被打成“漏网地主分子”，关“牛棚”，历经数年折磨才得“解放”。
约1972年，我在县城正街遇见李老师和地理老师蒲崇虞。李老师闭口不言自己遭受的磨难，却兴致勃勃地聊起我的高考数学试卷，其最后一题是求抛物线与一直线相交围成的面积，我以级数方法求之，他很赞赏。他也许在1965年参加了重庆考区高考试卷评卷工作。而我那时正在合江当船工，感觉有愧于老师的辛勤培育，没聊几句，就匆匆告别。
（四）
高一下学期的英语教师黄诗群，长脸，两腮凹陷，身材瘦削，皮肤白净。他是巴县人，刚解放时就参加“革命工作”，工作能力很强，1959年，他在白沙镇的江津地区教育行政干部学校当校长，白沙邮电分局给该校送邮件经常迟送，学生们颇为不满，经黄同意，他们敲锣打鼓给该局送大字报提意见。哪知该局女局长的老公在地委当大官，“枕头状”一告，黄被指为“煽动学生闹事”，旋即罢官。他要求来津一中教英语。
黄在解放前高中毕业，英文底子不错。津一中英语教研组组长吴汉骧主持考核其英语水平，他一字不漏背颂林肯的《葛提斯堡演说》，于是过关。黄老师的教学很认真，有时增添一些课外资料，如英国中世纪传说中绿林好汉罗宾汉（Robin
Hood）的故事。
一天下午，他站在讲台上讲课，突然抓起一只墨水瓶猛地摔在地上，令全班同学一惊。他解释说，一些学生做作业，经常忘记第三人称动词谓语加S，他摔墨水瓶，是为了加深同学印象，避免重犯错误。
一次，一些同学在李学渊老师家里举行Party（聚会），黄诗群老师莅临，在聚会上他像歌星那样，两手在胸前相扣，唱了一首四川民歌，其音调之高，令我惊异不已。
文革初，他因1958年“严重错误”而受学生批判，但与其他老师相比，他的“问题”较小，较早获得“解放”。江津造反派夺权后，他进县革委文教组，把沙埂中学树立为“走五七道路”、“开门办学”的“教育革命样板”，这当然与当时的大形势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黄老师在该校发现了一个人才------民办教师陈作勋。改革开放后，陈作勋开办的“白沙工商职业高中”（现白沙商业学校），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重点职高，陈后来因此当上江津县政协副主席。
打倒四人帮后，黄老师主持全县冤假错案“平反”工作。1957年江津被打的270多名“右派”悉数平反。他对我说：“这两百多名右派的档案，包括其‘右派’言论，我全部看过，都是给单位领导或党员提意见，没一个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些人实在是太冤！”
打倒四人帮后，黄老师在江津受到排挤，主动要求调回老家巴县，在县党校任职，退休后住巴南区政府所在地鱼洞镇。
（五）
高二英语教师罗四维，四、五十岁，两眼炯炯有神，嗓音沙哑，由于秃顶，四班同学给他取了个外号“moon”（月亮）。他年轻时从军，抗战时参加中国青年远征军赴印度作战，任随军翻译。国共内战时，他随所在国军部队起义，成为解放军文职人员，解放后转业到学校教书。
罗老师在学校仍保持军人风度，注意个人形象：脸上胡须刮得干干净净，稀疏的头发梳得光生整齐，常穿笔挺的深色呢子中山装。他对学生严格要求，对英语基础较差的农村同学予以重点帮助。
一天下午的英语课，罗祥树同学迟到，站在教室后门。罗老师站在讲台上问：“Who
is there？”（谁在那儿呀？）罗祥小声答：“Your
father！”（是你老爸！）罗老师离得远，没听清，也可能听清了但装没听见。坐在后排的同学听到一清二楚，忍不住发出低低的笑声。
罗老师家住德感坝，文革中，他在江津火车站，背着背篼从一列货车底下穿过铁路时，货车突然启动，身子被火车轧成两截，被人发现时尚未断气，死状极惨。
（六）
高三的英语教师吴汉骧，英语教研组组长，其父为民国时期著名的“白屋诗人”吴芳吉。
吴老师50岁左右，长脸，头发花白，深度近视眼镜，平时表情严肃，极少见他开怀大笑。其英语带浓郁美国口音。他经常给我们发放油印英文课外资料，以补教材的不足。他还组织学生排演英语话剧，教我们唱英语歌。现在我还记得两首，其中之一是英国儿歌，歌词如下：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ogether,
together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How happy
we'll be
'Cause your
friends are my friends
And my
friends are your friends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How happy
we'll be
吴老师通音乐，学校集会活动，他任乐队指挥，有时还吹小号。为提高其他教师的英语水平，他常常组织教师集体收听北京的对外英语广播。
抗战时，吴老师在泸州蓝田坝空军机场给美军当翻译。文革中，他因这一“严重历史问题”而被污为“美国特务”，遭无数次批斗，送“牛棚“关押。七十年代初，“牛棚”里许多老师已经获释，吴老师却尚未解脱，每周仍有几天去学校“劳动改造”，在“群专队”人员监督下，无论刮风下雨，在荒坡上栽种蔬菜。大概1969年，我去津一中，远看山坡上一人，头戴草帽，挽起袖子和裤腿，挑着粪桶，在菜地浇粪，感觉身影颇像吴老师，但没敢去打招呼。
约1972年，我去津一中家属院找名中医何泽然看病，看见同住小院的吴老师。他那天没去学校“劳改”，严肃地坐在书桌旁看英文版毛选。那时我想把英语拣起来，向他借了一本罗马尼亚出版的英文长篇小说《海鸥（Seagull）》。
打倒四人帮后，吴老师才得到彻底解放，调去永川黄瓜山的地区师专教英语。1986年夏天，我出国留学前夕，在该校见到熊校长、傅校长和吴老师。那时他年近七十，已是白发苍苍的垂垂老翁也。
后来我念大学、当船工时翻译英文柴油机说明书、考研、出国留学、在美国打拼，中学老师为我打下的英语基础，使我获益终身。
（七）
高三物理老师李昌德，前额微秃，鹰钩鼻，戴金边眼镜，常穿深蓝色西装，系领带，胡子刮得很干净，腮帮呈青色，知识分子风度十足。三位高中物理老师中，他讲得最好，条理清楚，电学定律解释得非常透彻。
李老师不是江津人，解放初是南下部队军乐队成员，转业后来津一中。他亲哥哥在海外，文革中他因此被打成“国民党特务”，遭批斗和关押，并被剪阴阳头，然后被下放到羊石盘小学。羊石盘是长江边偏僻小镇，位于江津、合江交界处，距县城很远，却离我妻子教书的学校仅四、五里路。1973年初的一个星期天，我听闻李老师在羊石盘，在集市上买了十个鸡蛋，拎着去探望他。
他身穿一件很旧的灰衣服，目光呆滞，神情沮丧，知识分子风度荡然无存，与文革前判若两人。他住的房间很小，一进门就闻到一股烂红薯酒的酒味，桌上一只酒瓶子还剩半瓶，屋里很凌乱，穿过的衣、裤随便放在椅子上。他似乎记不起我，不愿多说话，只是闷着头喝酒。他留我吃饭，我看他心情很不好，和他没讲几句话，放下鸡蛋，就匆匆告辞。
文革后期，他调回津一中，再度穿上西装，娶妻，育两儿两女，家庭负担颇重，思想更加消极，精神近乎崩溃，唯一爱好是酗酒，同学刘维彬（刘政军）和罗祥树是他的长期酒友，他最后死于酒精中毒。一位优秀的中学教师就这样被“文革”毁了！
（八）
高三班主任谢世淮，津一中59高毕业生，出身贫农，“品学兼优”，选留苏预备生，因患肺结核而未能行，亦未考大学，留在津一中，入党，当政治课教师。的一些同学说，谢以“左”出名，是颇受学校领导器重的“红人”。
谢老师中等个子，身材消瘦，面色苍白，不苟言笑，戴近视眼镜，和他目光相接，总感觉他在暗中揣度你的心思。高三政治课讲“社会发展史”，谢老师讲课的“理论水平”，虽不如政治教研组长何贵全，但与大学政治课教材相对照，倒也差强人意，没无大错，猜想他可能上过党校。
那时我和谢老师的关系可谓“不冷不热，不亲不疏”。整整一年，他单独找我谈话仅两次，一次是“毕业鉴定”与我见面，另一次是填写高考自愿。他给我作的鉴定中有“有只专不红倾向”评语。我一直没加入共青团，从这个角度看，这一评语倒也不算太离谱。
我原来填写的第一志愿是清华，但谢老师说，报考清华的人太多，党支部决定我报科大。我不愿意，但只能服从，因为“党领导一切”，得罪不起。事后看来，在毕业鉴定时，谢老师并未过分整我。
但另一些同学则不同。有的有所谓“家庭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问题”，有的因为“表现不好”，这些“问题”被写入毕业鉴定，影响了他们升学和就业。当年我们班发生所谓“神经组织”事件【注二】，纯属同学课余开玩笑的游戏活动，却被人向校方举报，甚至惊动县公安局。公安局调查后认为，这只是学生们的“落后行为”，与政治无关。但谢老师把此事写进某些同学的毕业鉴定，装进他们的个人档案，给他们的一生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对此，谢老师当然应负有一定责任。
文革初期，谢老师是工作组依靠对象，参与批斗学校领导干部和其他教师。江津造反派分两派后，他投奔江津“九七派”（与重庆“八一五”、成都“红成”同属一派）。县革委成立，他进县革委文教组。“四人帮”垮台，他调江津县委党校任常务副校长，1997年因患肝癌在成都去世，享年约60岁。
具讽刺意义的是，当年校方对“神经组织”事件的处理，已是小题大做，相当“左”了。但在更“左”的文革风暴中，这种“左”却变成“包庇反动组织”。1969年秋，我在津一中本部后门的外墙上看见造反派办的“大批判专栏”，其中揭批“熊、韩、傅反党集团”的“严重罪行”之一，是包庇“六五高学生中的反动组织‘神经组织’”，令人啼笑皆非。
谢老师虽然一辈子教政治理论，我感觉他内心里仍相当看重学业。1965年学校党支部决定要我报考科大，应该是出自谢老师的推荐。我们班有几个参与“神经组织”事件的同学，也考上重点大学，可见谢老师做鉴定时保护了他们。文革结束后，他的三个女儿------谢箐、谢萍和谢葵，皆考上大学，其中谢萍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后在成都当律师。
五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头来看，谢老师做的一些错事，主要是由于当年“极左”政策的影响。在那个荒唐的时代，作为学生的我也一度很“左”呢，仅比我们大五、六岁的他又能高明多少？
结语
在江津一中念高中的那三年，正值“三年大饥荒”刚过，文革尚未启动之时。虽有政治运动干扰和“极左”政策影响，绝大多数老师，尤其是一些老教师，教书育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使我们得以基本正常地完成高中学业，为我们继续升学和走入社会，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在心的。
【致谢】原江津一中65高三班的同学何光一、罗江桥、韩秀贞、黄朝华、周道溶、王荣效、谢成荣、杨俊雄、黄茂发，65高四班的同学任清伦，友人熊伟、李永明、任廷钊、任廷铮、张良等对初稿提出修改建议、提供新资料和纠正原稿错误，乐老师的女儿秦丹提供了其父母身世的珍贵资料，同学白克荣帮我与秦丹取得联系，同学李光林、吴汉竹、张泽厚、甘在福等对本文写作予以热情鼓励，谨此一并致谢。
（2019年2月8日初稿，11月18日定稿）
【参考文献】胡昭鳌：《江津一中九十年》，2006。
傅道文：《傅道文文集》，待出版。
乐静芳：《杏坛秋实》，待出版。
【注一】六十年代初，北京市长彭真和公安部长罗瑞卿，要把北京建成让领袖和中央放心的“水晶城”、“玻璃板”，把北京的约九万名“阶级敌人”逐出北京市。秦晋夫妇很可能就是在这波驱逐行动中来江津的。
【注二】据我所知，所谓“ 神经组织”事件的真相是这样的。高中时期，我班男生突然流行一股“装神”风潮，即在日常举止中，故意模拟“精神病人”神态，相互攀比“装神”水平。有同学自称“神经界总统”，有的上课时写小纸条，提议给遭台风袭击的巴基斯坦发慰问电。这纯粹是学生课余开玩笑的活动，根本就没成立什么组织。但在当年“大抓阶级斗争”的大气候影响下，有人把此事报告班主任和校领导，校方又报告县公安局，于是人为制造出一起所谓“神经组织”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