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是班上的语文课代表，与他接触较多。中学毕业后，我与他长期保持联系，继续得到他的指教和帮助。现在恩师已作古八年，谨在此写点文字，以表达对恩师的缅怀和感恩。
那时候，每周的一、三、五早晨是语文课的早自习，傅校长往往比学生早到教室，抄写了满满一黑板的“佳词美句”，供同学们抄录。晚上，我们上完晚自习后已近10点，当我把全班同学的作业本送到他办公室，见到恩师还伏在文件堆积如山的办公桌上工作。算下来他一天在校工作时间长达十五、六个小时。
恩师讲课，绝不准学生开小差，一经发现，必定毫不留情地公开批评。因此，他的课堂秩序最好，整个教室鸦雀无声，每个学生都全神贯注地听讲。
我们虽在念高中，与1949年以前的高中生相比，许多人的中文基础很差，一手字写得稀烂，错别字连篇。恩师像对待小学生那样，要我们练写毛笔字，大楷和小楷，把同学写得较好的字用红笔圈出，发给学生观摩。他还在全年级组织了订正错别字的“正字比赛”和作文竞赛。
恩师批改作文极为细致，他把错别字一一圈出，在旁边标出正确的字。我曾把自己的姓“戴”误简化为“代”。有一次，我发现我的作文本封面上的“代”字被他用红笔叉掉，在旁边写了一个“戴”字，并加上批语：“‘戴’可不是‘代’哟！”。
每次考试和作文后，恩师会在课堂上评讲，表扬成绩好的学生，批评成绩差、做作业马虎的同学，个别学生曾多次被他当众斥之以“一贯懒人”、“著名懒人”等。然而，毕业多年以后，那些曾被他骂过的学生，无一表示怨恨，反而认为他的严格要求使他们终生获益。
1962年是个特殊年份。饥肠辘辘的“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我的心思尚未放在课堂上。第一场期中考试，两道题是默写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一文的段落。我根本没想到会考默写，事前根本没背书，结果得了五十几分。在课堂评讲时，恩师叫我站起来，说：“你身为语文课代表，学习如此不用功，只能给你个不及格。”我面红耳赤，羞愧难当，恨不得有个地洞能钻进去。从此我开始对语文课用心，期末考试，我得了89分，全班第一，他表扬说：“这才像个语文课代表嘛。”
傅校长的这种类似私塾老师的教学风格，它不仅与其他教师有异，而且似乎也不大符合当代教育学的流行理念。然而，说来也怪，多年以后，班上同学无论当年是否考上大学，皆认为恩师的教学令他们受益。
恩师是位博览群书的“杂家”，他平时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报纸和杂志，会把他欣赏的语句和段落等，用卡片摘录下来。我曾在他办公桌上看见一个装满这类卡片的长盒。我们上早自习时，他就从自己搜集到的“宝贝”中挑选出一些，书写在黑板上，美其名曰“佳词美句”，要我们抄录，上正课时他再予以解释。他还要求我们平时阅读时养成这种搜集资料的习惯。
这些“佳词美句”的内容主要是励志、劝学、修身、治学及作文法，其来源以中国古籍为主，兼及古今中外名著，还有接地气的民间俗语。如马克思的名言“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那在崎岖小路上攀登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边苦作舟”；“学而不思则罔，死而不学则殆”；“文如观山不喜平”，写文章要“虎头猪肚豹尾”；“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旺盛达三江”，等等，使我终生难忘。
事后来看，傅校长采用他特有的“佳词美句”教学法，也许是因为他觉得我们的语文教材内容太单薄。五十年代的中学语文教材，由《文学》和《语法修辞》两本书组成，《文学》课本的厚度几为我们语文教科书的三倍，而后者乃是1958年大跃进“教育革命”的产物，政治说教文章充斥，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被删除。或许恩师想以这些“佳词美句”来弥补教材内容的不足。
恩师的“佳词美句”，丰富了我们的词汇，拓展了我们的知识面，激发了学生对文学及课外读物的兴趣，提高了我们的中文理解力，从而带动了其他学科的学习，使我们终身受益。1965年高考，全年级五个班，我们班升学率最高，可能就与恩师的这种独特的教学方式有某种关系。
“佳词美句”使我对课外阅读的兴趣大增。津一中校图书馆的小说和散文，我全部阅读过，还去县图书馆借阅书籍和刊物。1965年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去县图书馆退还借书证，一位女管理员告诉我，我是该馆借阅刊物最多的读者。
课外书籍的阅读，增强了我的自学能力。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四川合江县当船工。在那个文化荒芜的文革年代，我四处寻找杂书阅读。文革结束后，我考上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的研究生，毕业后留在该所研究中国造船史，以后去美国留学，在纽约《世界日报》担任编译，无论所学的专业还是从事工作的性质，皆发生大幅度的跳跃，之所以能应付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之于中学时期尤其是在恩师教育下打下的中文基础和养成的自学习惯。
1966年6月文革爆发，正在北京念书的我亦受“极左思潮”影响，给津一中写了一封信，批判恩师向我们“推销封资修黑货”，原班主任把这封信抄成大字报在校内张贴。此事让我深感惭愧和后悔。七十年代中期我当船工时，曾回江津去傅校长家拜访，向他道歉，他毫不介意。此时我发现，恩师对社会政治的见解与我几乎完全一致。改革开放后，恩师调到永川黄瓜山的江津师专（现重庆文理学院）当副校长和教务主任。1978年我报考研究生时，他还给中科院写了一封推荐信。
我在小学、中学、大学和研究所，皆有幸遇到几位好老师，其中傅校长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恩师。现在恩师已作古八年，谨以此文表达对他的无比感激和怀念之情。
（2018年6月22日于美国特拉华州纽瓦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