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旨造反”在江津
戴开元
目录
一、 回津
二、 蒋庆华事件
三、 军方介入
四、 “夺权”与分裂
五、 离津之后
六、 反思
一、回津
1967年元月的北京，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中国科技大学的校园空空荡荡，冷冷清清，许多学生仍在外地“闹革命”。友人来信说，在北京念大学的一些江津老乡，回到老家“造反”，搞得热火朝天。我在北京无事可做，决定去投奔他们。
1966年12月，中央下令停止学生的“大串联”，学生丧失了免费乘车的“特权”。但我已学会“扒火车”的本事。元月15日清晨，我挎一小提包，冒着刺骨寒风，来到北京火车站，沿车站南面的围墙一直走，找到一个缺口，溜进车站，混上火车。西安转车，人不出站。车过秦岭，我钻到座位下面，躲过查票。到达成都，立即爬上去重庆的火车。18日凌晨，我终于抵达江津县城。
江津县（现重庆市江津区）位于重庆上游的长江之滨，全县人口约140万，是四川省人口大县之一。长江流经该县，拐了一个“几”字形的弯，形成一个半岛，县城就在这个半岛上，所以又叫“几江镇”，全城约三万人口。我离开县城仅有一年，家乡的面貌却全然巨变。全城洋溢着浓烈的“革命氛围”。领袖像、领袖语录和大字报，到处可见。人们戴红袖章，手持红宝书，挥舞红旗，高唱“造反歌”，在街上呼啸而过。临街房屋的外墙，全部漆成红色。有些墙面原是黑色，涂上红漆，变成红里透黑的古怪色。这是“红海洋”运动的成果。
到县城的第二天，我到新华书店街对面“几江茶馆”的二楼，找到北师大历史系学生谭大容等江津一中校友，表示愿意参加他们的“全国大专院校红色造反者赴津战斗团”（简称“大专院校”）。他们热情欢迎我这个“新战友”的到来。
我于1965年考上中国科大。当年科大校园在北京正西方向的玉泉路，与位于北京西北方向、高校云集的海淀区相距甚远，而且两地无直达公交车。对于在清华、北大等校念书的原江津一中毕业生，除了谭大容，其他人虽久闻大名，却无来往。
1966年6月初，官媒发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江津也轰轰烈烈闹起“文化大革命”。起初，县委向中、小学派工作组，组织师生批斗学校“黑帮”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教师。
8月下旬，李永明（北航）、邓启清（北大哲学系）和谭大容来江津串联，在大街上贴出的大字报《几点意见》指出：江津把斗争矛头指向广大教师，在教师中普遍“揭发问题”，批斗“有问题”的教师，违反了“十六条”，大方向是错的。他们被县委打成“政治扒手”、“反革命”，遭到批斗和变相监禁，最后被驱离江津。
9月初，来自北京的另一位大学生也来江津串联，“煽风点火”，鼓动学生造县委的反。9月7日，津一中学生写大字报“炮轰县委”，后成立“九七革命造反先锋队”。该组织后来成为江津“九七”造反派的核心组织之一，其主要负责人为曹本高等。
10月份，“无产阶级司令部”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生余（清华土木系）、邓启清和我等去北京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与来北京串联的津一中学生，开会批判该校的工作组。
11月，曾宪章（北大法律系）、邓启清、刘生余、李永明、谭大容、杨在彬（重庆建工学院）等在外地念大学的江津一中校友，从重庆步行到江津，成立群众组织“大专院校”，支持当地学生和民众的造反。“大专院校”主要领导人是曾宪章，活动场所设在新华书店对面的“几江茶馆”二楼。
与此同时，江津还出现了“八一”红卫兵、“工人纠察队”等另类组织。它们由党组织下令成立，以党团员、“出身好”的“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的子女）及“积极分子”为骨干，主要搞“破四旧”和整社会上“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他们认为各级党政领导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造反派攻击他们是“反党”，是“右派翻天”。他们要与造反派作坚决斗争，保卫党的“好干部”。
二、“蒋庆华事件”
21日下午两、三点钟，我在“大专院校”办公室与谭大容聊天。突然，两名中年男子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造反派与保守派在县公安局大门口“辩论”，公安局抓了一名工人，企图吓唬造反派，请我们派人支援。
我和谭大容急忙赶到公安局大门口。那是个丁字路口形成的小广场，已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两派人马手持红旗，面红耳赤地争吵不休。九七派人员告诉我们，被抓的是针织社工人蒋庆华，抗战时当过一年“伪保长”，属于“有历史问题”的人，但不是“黑五类”，他没参加任何一派组织。当时，蒋站在人行道上看热闹。针织社保守派的人看见，就以“伪保长冲公安局”为由，将其抓进公安局。
突然，公安局大门洞开。两名身穿黑制服、佩武装带、杀气腾腾的警员，提着被五花大绑、嘴角流血的蒋庆华，冲了出来，一跃登上大门前呈品字形摆放的三张大方桌上。一名警员手持一把打开扳机的五四式手枪，另一警员一只手将一支沾满墨水的毛笔塞进蒋的嘴里，另一只手拿着一张白色逮捕证，放在蒋的脸面前，令他打叉“画押签字”。
站在方桌旁的谭大容一看，毫不畏惧，翻身就爬桌子，我也跟着爬了上去。两名警员吃了一惊，未等蒋“画押”，就慌忙拖着蒋跳下桌子，走进公安局里，将大门紧闭。
大容站在桌子上，面对群众说：“这是公安局保守派明目张胆镇压造反派，我们‘大专院校’绝不答应。”下面群众鼓掌欢呼。有人喊“冲进公安局去抢人”。我俩连忙制止，说，中央的《六条规定》【注一】刚刚下达，我们绝不能冲击公安机关，大家商量下一步行动。
我站在方桌上，看见会场上保守派成员几乎全部散去，其他单位的九七派成员陆续赶来，台下一片黑压压人头，满怀期望地望着我们。但我内心里忐忑不安，不知局面如何收场。
此时，曾宪章匆匆赶到现场，低声告诉我们：他刚去驻江津的7803部队，部队首长表示，公安局现被保守派组织“政法兵团”掌控，军队支持我们采取“革命行动”，“把公安局的大权夺回来”。我心里的石头才落下地。
我们召集在场的十个“九七”造反派组织，每个组织派两名代表，共20人，排成两人一排的纵队，由我和大容带领，从大门旁的侧门走进公安局大院。
我们沿着一条三合土铺成的笔直、宽阔大道，走到尽头，只见十来个穿制服和便衣的公安人员站在那里，地上摆了一挺轻机枪，正对公安局大门。我不禁打了个冷颤：如果我们不冷静，带领群众冲进公安局，可能遭开枪射杀。
大道右边的一幢两层楼灰色砖房，是公安局的办公楼。我们走进去，发现里面几乎空无一人，最后在角落的一间办公室，找到一个30来岁男子，他就是“政法兵团”头头谢增发【注二】。我们问他为何逮捕蒋庆华，他说是公安局领导的决定。我们要求立即放人。他说，蒋已被关进看守所，必须经公、检、法三家机构的领导人批准才能获释。我们向他问清这三名领导的住址，派人通知他们来公安局大门口，接受群众的批判。
这时天色已黑，有人在公安局大门外挂起一盏煤气灯，把现场照得雪亮。公安局长、检察院院长、法院院长和谢增发被带到会场，四个人低头弯腰，站在方桌上。造反派组织的代表轮流发言。谭大容看到有人在桌子下用拳头打他们的脚肚子，连忙用手持扩音器高喊：“不要塞冷锤，不准打！要文斗，不要搞武斗！”
我感觉有人在拉我的裤脚，低头一看，是家父。他吓得脸色苍白，小声对我说：“开元，你不要命了，赶快跟我回家！”我哪会听家父的话，对他说：“你自己回去，不要管我！你不懂，这是文革。我们有毛主席撑腰，有解放军支持，有什么好怕的！”他很失望，但没有离开，而是站在远处人行道上，直到我们散会才回家。
批判大会结束后，公检法三巨头签了字，下令放人。我们拿着他们的手令，再次走进公安局大院，来到大道左侧的看守所大门口，大门上方的岗楼里站有持枪的卫兵，一盏探照灯把那里照得雪亮。蒋庆华从看守所出来时，已经不能站立。我们用担架抬着他，立即送县医院。他因为遭受公安人员殴打而内脏严重受伤，在医院躺了三个月，不治身亡，享年仅50多岁。
三、军方介入
蒋庆华事件使我们认识到，要打垮保守派，获得军队的支持至关紧要。元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从22日开始，“大专院校”成员几乎天天走访驻江津的7803部队，了解军方对各派群众组织的态度。
7803部队是野战军54军（军部驻重庆）主力师135师师部的番号。据部队首长介绍，54军是“林副统帅”直接带出来的部队，首任军长和政委分别是黄永胜和邱会作【注三】。135师是全国八个战备值班师之一，有电台直通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对他们的要求是：接到命令两小时之内，全师人马即可出动上前线。该师下辖五个团，分别驻江津、大足、雅安等地。
135师师部设在县城西郊的一个大院内，四周有一人多高的围墙，门口有哨兵守卫。我读中、小学时，大院内经常放映露天电影。同一部片子，部队放映的日期往往比县城电影院早好多天；而且，部队放映的有些电影，县城电影院根本不上映。城里的儿童经常围在大院门口，想混进去看免费电影，但很少能够如愿。现在，我以部队贵客的身份，堂堂正正地走进大院，自是另一番心情。
在这个大院里，三合土铺就的大道和小路清扫得一尘不染，万年青修剪得整整齐齐，到处铺有草地和花圃，清一色的白墙砖瓦平房，没有高楼大厦。这些也许与部队拥有大量免费做清洁的战士不无关系。
7803部队的主要首长从一至十编号，包括师长王某（“王一号”）、政委李蔚华（“李二号”）、副师长郑金海（“郑三号”）、副政委孙呈祥（“孙四号”）、参谋长贾某（“贾五号”）等。接待我们的主要是李二号和孙四号，有时王一号、郑三号和贾五号也在座。谈话地点通常在李二号的办公室。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挂有一幅十万分之一的江津地区军用地图，等高线间距为5米。我们交谈时，遮挡地图的帷幕经常是敞开的。
李二号年龄约四十多近五十岁，中等个子，头发快要掉光，其侧面轮廓有点像列宁。其妻三十多岁，大学毕业，温文尔雅，相貌出众。在交谈中我发现，李二号和孙四号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较高，对中央指示、全国形势和江津的局势了如指掌。而王一号和郑三号等军事干部的水平比较差。
李永明告诉我，在元月份，李二号曾派其儿子来“大专院校”总部，待了两三天才离开，大概是来了解“大专院校”的底细。
部队首长对我们很客气，双方交谈的气氛非常融洽，在许多问题上观点一致或非常接近。李二号赞扬我们在“蒋庆华事件”中的行动。他说，中央命令解放军支持左派；他们经过调查，认为“大专院校”、“九七”等组织是左派，而“八一”、“工纠”等是保守派；他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命令，支持江津的左派，不支持保守派。
孙四号表示，7803部队有许多子女参加了保守派组织，但部队不支持他们。李二号还说，保守派的大多数成员是“受蒙蔽的”，左派要团结、帮助保守派成员一起“闹革命”，另外，还要防止“坏人”混进自己组织，乘机造共产党的反。
有了部队的支持，我们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信心十足，立即筹划下一步行动。1967年元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我们认为，这是中央对造反派发出的最新指示，我们首先需要把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全县范围的跨单位、跨行业的大组织，才能进行夺权。
当时江津县城约有100多个造反派组织，但与“大专院校”联系密切的只有30-40个。其余造反派组织，有的直接与重庆“八一五”派挂钩，有的完全独立活动，与“大专院校”几乎不来往，例如以霍吉炎、陈华敏为首的“小教红旗”。时间紧迫，我们决定首先把与我们联系较多的一些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
大约25日晚上，在城关镇政府办公室里，7803部队政治部青年科的杨科长、杨在彬和我，对这些组织逐一审查，主要看其头头有没有“政治历史问题”，组织里“成分不纯”的成员多不多，从中挑选出相对较“纯”的23个组织，包括江津一中、二中、卫校、农校、长风机械厂、县机械厂、专区造船厂、拖轮队、木船社、邮电局、粮食局、果品公司、搬运社、县委、县人委、川剧团等单位的造反派组织，然后把名单交给7803部队审核。部队予以认可。
27日晚，“大专院校”和23个造反派组织，在县城东门广场召开大会，宣布成立“江津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会场上红旗飘扬，与会者情绪昂扬地高唱“造反歌”。“大专院校”的代表杨在彬主持大会，“联司”成员组织的代表周洪书和7803部队代表杨科长在会上激情洋溢地讲话。部队派出一个连的战士全副武装参加大会。会后，与会者和解放军排成列队，从东门广场出发，沿着县城正街向西，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解放军战士步伐整齐，口号宏亮，银色的刺刀在路灯下闪闪发亮。老百姓几乎倾城出动，站在人行道上观看游行。
7803部队首次公开亮相支持造反派，令造反派的斗志大振，保守派组织却垂头丧气。第二天，九七派成员跑到五福街和天香街，砸了“八一”总部和“工纠”总部。保守派组织的成员也站出来“反戈一击”，砸自己组织的总部。从此以后，江津的保守派组织就烟消云散。
2月9日，“联司”在电影院召开大会，把一百多名各单位的“走资派”以及保守派组织的头头，押到舞台下站了三排，进行集体批斗。次日，这些走资派和保守派头头又被戴上高帽，挂上黑牌，押到街上游街示众。有的头头还被迫“披麻戴孝”，其前方悬吊一束稻草，以讥讽他们在文革中“捞稻草”。
造反派组织在各单位清查党组织或工作组在文革初期整民众的“黑材料”时，在煤建公司的仓库里发现县委搞的一份“黑材料”，其中写道，到文革后期，李永明和谭大容将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并判处死刑。
四、夺权与分裂
“联司”成立、保守派组织垮台以后，“大专院校”在元月底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夺权。我在会上说，在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里，布尔什维克首先攻占车站、电报局等交通、通讯机构，然后攻打冬宫。但江津火车站位于长江对岸的德感坝，江津全县只有一条不通外地的津柏公路，去火车站和汽车站夺权毫无意义。我建议首先夺县委、县人委、县邮电局和县广播站这四个重要单位的权。会上决定，邮电局的夺权由该局的造反派组织负责。广播站由津一中“九七”负责。县委、县人委的夺权由“大专院校”和这两个部门的造反派组织“红春”、“红八路”实施。我留守“大专院校”总部。其他单位的夺权由本单位的造反派组织进行。
当晚，我最先得到的消息是，邮电局的夺权进行得很顺利。随后，津一中“九七”的学生跑来报告：广播站的夺权遇到阻力。广播站位于东门公园内。我急忙赶到公园，只见进门大道旁的一颗大黄角树下，一群“九七”学生在黑暗中围着广播站的女广播员争吵，要她交出广播室大门的钥匙。女广播员约20多岁，嗓音嘹亮，口齿伶俐，她强硬地说：这把钥匙是县委宣传部交给她的，没有宣传部的命令，她绝不能交钥匙。学生们七嘴八舌，怎么也说不过她。我听了一阵，突然大声吼道：“你到底交不交？你要是不交，老子就把你的门打烂！”女广播员一下子怂了，乖乖地把钥匙交给了“九七”学生。其实，我只是虚张声势，吓唬吓唬她。如果她依然不交钥匙，我根本没有胆子去砸广播室的门。
刘生余等人去县人委夺权，要求保管公章的一名干部交出县人委的大印。该员说，公章锁在保险柜里，他没有开保险柜的钥匙，也不知道保管钥匙的另一干部的去向。刘生余等人对他软磨硬压，对方却软硬不吃。快天亮时，刘生余等威胁说，再不交出大印，就要用雷管把保险柜炸开。该员才打开保险柜，交出了县人委的大印。
县人委的夺权，令人想起文革前的电影《夺印》。1963年，在伟大领袖“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下，全国出现一批描绘“阶级斗争”故事的电影，《夺印》即是其中之一。在这部电影中，江苏农村某生产队的大权被“阶级敌人”篡夺，上级派一位好干部去该村，把大权夺了回来。刘生余等可能从该电影获得启示，并望文生义，把夺权理解为“抢公章”。
“联司”的成立使未参加“联司”的其他造反派组织觉得受到排斥，而“联司”的夺权行动更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2月初，这些组织在“小教红旗”的霍吉炎、陈华敏的带领下，与“大专院校”和“联司”在电影院举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在会上，霍吉炎愤怒地指责“联司”和“大专院校”排斥其他造反派组织，“搞分裂”，“搞一派夺权”。李永明和杨在彬代表“大专院校”反驳说，“联司”的大门是敞开的，欢迎其他造反派组织参加，他们也可以自行成立其他的联合组织，根本不存在谁排斥谁的问题。双方在会上争抢话筒，最后不欢而散。
霍吉炎是城关镇四牌坊小学的青年教师。县党史办的一份资料显示，霍于1966年8月下旬开始造工作组的反，成立全县第一个造反派组织“小教红旗”。他认为自己比津一中“九七”的造反资格更老，应该是江津造反派的当然领袖。但津一中“九七”和“大专院校”对他并不买账，认为霍吉炎造反的动机不纯，怀有个人野心；而且我们还认为，“小教红旗”的成员复杂，“家庭出身不好”和有各种“政治问题“的成员较多，可能会被保守派抓到攻击的把柄，因此成立“联司”时未把“小教红旗”列入首批名单。
2月11日，以霍吉炎为首的“红色造反团”、“春雷”等70多个组织成立“江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7803部队也派部队参加“联委”的成立大会，表示对他们的支持。
后来，7803部队对“联司”和“大专院校”表示，希望“联司”和“联委”联合起来，合并成一个组织。2月26日，“联司”和“联委”，加上部队代表和原县委、县人委的一些领导干部，成立了“江津县无产阶级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执掌全县的党政财文大权。
早在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在外地串联的学生返回本校继续闹革命。现在江津成立了解放军、干部和造反派组织代表“三结合”的“大联委”，“大专院校”认为，我们在江津的造反活动已经告一段落，应该返回自己的学校。
2月底，“大专院校”结束在江津的活动，各自返回自己的大学。九七派成员在江津东门公园举行集会，热情欢送“大专院校”成员离开江津，并且合影留念。
五、离津以后
“大专院校”成员离开江津后不久，江津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大联委”在军队主导下，开始镇压造反派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
早在1967年元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其中规定，要镇压混入群众组织中的“地、富、反、坏、右”等26种“反革命分子”。元月28日，最高领袖批示“很好，照发”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又规定：“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元月30日，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再度指出：“（目前）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来一个大扫除，‘扫除一切害人虫’。”
元月29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冲进成都市公安局“查抄黑材料”。次日，成都军区奉谢富治之令，派部队逮捕该组织的头头，是为“一·二九”事件。“川大八二六”和“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等为此与成都军区多次发生冲突。2月17日，中央军委发布《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信》，支持成都军区的“一·二九”逮捕，并警告“造反派”组织，如继续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将有严重后果。
2月18日，成都军区在全省大规模“镇压反革命”，抓捕八万多名造反派组织头头和成员，把一千多个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但54军在重庆市及周边地区的“镇反”与成都军区略有不同：一是动手较晚，到3月份才开始；二是54军没有支持保守派组织，而成都军区则支持和扶植保守派组织“产业军”。
3月份，原“联司”和“联委”的部分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其头头被逮捕，如川剧团造反派头头阮啸天和果品公司造反派头头钱志远。但原“联委”的组织和头头被镇压的较多。原“联司”一些组织（以津一中“九七”等学生造反派为主）和原“联委”的一些组织（以“红色造反团”为主），也积极参与了“镇反”行动。
底层在大抓“反革命”，高层却风云突变。
2月份，一些老帅和国务院副总理，对高干遭受群众组织冲击感到不满，数次在中央开会时对中央文革发难，“大闹怀仁堂”。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认为这是反对文革的“逆流”。从2月25日到3月18日，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批判谭震林、陈毅等“二月逆流干将”。
4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指示，因为冲军区或对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组织应“一律平反”、“一律释放”。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4月6日中央军委颁发“十条命令”，皆指示2、3月间的“镇反”是错误的，于是全国展开了一场“平反”运动。
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所谓“红十条”），改组成都军区，任命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调野战军50军进四川，为遭镇压的“八二六派”平反，宣布“产业军”是保守派，但承认基本未遭镇压的“红成派”（红卫兵成都部队）亦是“革命组织”。
5月16日，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即所谓“红五条”），任命54军副政委蓝亦农、副军长白斌为市革委筹备小组负责人，要求54军为遭镇压的造反派平反。这些造反派后来组成“反到底派”。
成都地区的“产业军”垮台后，以“镇反”中的遭遇为分野，全川群众组织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八二六派”和“反到底派”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红成派”和“八一五派”的后台则是54军即“林彪集团”。两个后台皆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从此，四川两大派在各自后台的支持下，为争夺权力，不断发生冲突，并升级为大规模武斗：巴山蜀水，硝烟四起，枪炮隆隆，两派民众杀得你死我活，死伤者无数，长达两年之久。
六、反思
五十多年前，正在北京念大学的我们，离开校园，返回家乡江津，狂热地“造反”和“夺权”，现在回头去看，应该如何评价我们当年的行为？半个世纪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的文革，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后世人可以从中获得哪些教训和启示？
近二十年来，我把文革作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课题作了一些探索，在2016年文革发动五十周年时发表了一篇论文【注四】，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现将个人管见简述如下。
（1）
文革的本质乃是毛泽东利用学生、民众和军队，对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的一场大清洗，以清除他所怀疑的对自己不忠心的“坏人”。这些“坏人”被称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反党黑帮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无数干部、知识分子以及“黑五类”受到前所未有的残酷迫害，许多人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在政治理念上，刘、邓等以及绝大多数干部与毛泽东并没有任何不同。他们信仰马列主义，坚信“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相信共产主义最终一定会在全球实现。但在发展经济的具体方法上，刘、邓等中央领导人比毛的态度更务实，对民众的疾苦更加关切。在“三年大饥荒”时期，他们推行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等政策，仅仅是为尽快缓解经济困难尤其是粮食危机而采取的临时措施。他们从未主张取消生产资料公有制，搞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一句话刘、邓以及大多数中共干部，既不是“走资派”，也不是“三反分子”【注五】。
文革结束后， 文革中挨整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几乎全部获得“平反”和“昭雪”。这说明，文革就是一场制造无数冤案的运动，毫无正当性可言。
（2）
文革的起源可上溯至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当时毛泽东想以一种不同于苏联和欧美国家的“创新”方式------群众运动，高速发展中国经济，以便在经济上超过苏联，与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但这场运动遭遇到惨败，全国各地刮起浮夸风、“共产风”，大量资源被浪费，工农业生产不仅没有高速增长，反而大步后退，特别是农村粮食大幅歉收，各地粮食短缺，全国经济濒于崩溃。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等人温和地提出批评意见，却被毛打成“反党集团”。大跃进带来的灾难，导致“三年大饥荒”，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高达一千万【注六】。
面临严峻的经济局面，执政党于1962年初在召集全国中、高级干部参加的“七千人大会”。在会上，大多数干部对大跃进的“左倾错误”提出强烈批评，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认同。毛泽东被迫作了几句轻描淡写的检讨，内心却认为，刘、邓等以及党内一大批中高级干部，没有像林彪那样为他掩饰错误【注七】，没有维护他一贯英明、正确的形象，对自己不忠诚甚至“怀有二心”，必须想法予以清洗，以免百年之后，自己像斯大林那样，被刘少奇等人清算。这是毛发动文革的最根本动机。所谓“两条路线之争”、“反修防修”、“反对官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不过是为了打倒刘、邓等而编造出的“理由”而已。
毛要清洗刘、邓等人，找不到能说服党内大多数人的理由，采用执政党的常规运作程序行不通，他于是就甩开党组织，通过官媒，直接煽动不明真相的学生和民众起来“造反”，借民众的手来清洗这些“异己分子”。
在江津，无论是“大专院校”、“九七”、“红总”，甚至保守派，皆是被最高领袖利用来清除异己的打手和工具。我们在江津的“造反”只是“奉旨造反”，只是一场毫无意义的闹剧。【注八】
（3）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发动文革？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导致他掌握了不受制衡的绝对权力，套用毛自己的话，他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地行事。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是一个当代政治学所谓的“全权国家”（totalitarian state，亦称极权国家），执政党掌控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的一切大权。执政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处于一言九鼎的至尊地位，而且是终身任期。党内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形同虚设，实际上只有“集中”而无“民主”。1960年代，执政党更在全国掀起一场神化最高领袖的浪潮，通过媒体、教育等手段，把毛塑造成一个无比英明、正确、战无不胜的伟大领袖，号召全党、全国人民把毛的书当作“最高指示”来学习和贯彻。这就使毛拥有了呼风唤雨、随心所欲行事的能力。
中国学校的教材、媒体、书报杂志、文艺作品，传播的完全是官方意识形态，同时严密防止民众接触国外的信息。生活在这种信息封闭环境里的学生和民众，只接触到官方想要他们知道的信息，完全得不到非官方的任何信息，于是笃信执政党和最高领袖是真理的化身，相信“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等“革命理论”【注九】。当毛发出号召，学生和民众就自然而然地投入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揪斗那些对毛不忠心的“坏干部”，捍卫以他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改革开放以后，执政党以中央全会决议的形式否定了文革，平反了文革以及以前运动中的大量冤假错案，却并未深刻地反思导致文革发生的制度上的原因，亦未彻底清算最高领袖的罪责，只是把文革归咎于“四人帮”、“林彪集团”和基层的造反派。结果，原来的政治体制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产生文革的土壤和机制依然存在，完全有可能再次出现类似文革的政治运动。近年来，网路上一再出现为文革评功摆好和翻案的呼声，官媒和学校教科书亦把文革的定性从“十年浩劫”改为“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这些动向令笔者深感不安。
国人啊，你们要警惕！
【致谢】李永明、杨在彬、谭大容、熊伟、张良、刘培鼎、饶仁孝等友人阅读本文初稿的前五节后，提出了修改建议或提供新的史料，特此致谢。本文的第六节“反思”仅代表笔者的个人观点，与这些友人无关。
（2019年8月25日初稿，同年11月30日定稿于美国特拉华州）
---------------------------------------------------------------------------------------
【注一】《公安六条》即中共中央、国务院1967年1月13日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其第一条是：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注二】谢增发后来成为江津县的知名书法家，其笔名为“谢真法”。他儿子移民美国，他退休后与妻子一起也来到美国，但因不适应美国生活，于2018年返回中国定居。2017年，经友人介绍，我和住在华盛顿一家养老院里的谢增发，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愉快地聊了许多往事。
【注三】据百度百科，54军由原45军的134师、135师和原44军的130师合并而成，黄永胜是原45军首任军长，邱会作是原45军首任副政委。
【注四】
戴开元：《文革的本质是一场大清洗》，《红祸------文革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集》p24-47，（美国）世界华语出版社，2016。
【注五】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领导下，首先在农村推行与“三自一包”相类似的“生产责任承包制”，然后在城市把一些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变为私有企业，这的确是在经济上“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方面，这是因为邓小平、陈云等人在“三年大饥荒”时期经历过施行“三自一包”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这是由于邓小平等人在文革中挨整期间，看到了文革的“极左”政策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严重危害，因而，他们在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寻找新出路的过程中，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启发。但在文革前，刘、邓等人并未有大规模模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明确意识。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文革从反面促进了中国在经济上“走资”。
【注六】学术界对于中国“三年大饥荒”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估计，争议很大，从“无人饿死”到“饿死五千多万”。杨继绳于2009年在香港出版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是研究这个课题的重要著作之一，他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600万。笔者认为，杨继绳估计的这一数字尚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
【注七】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导致“三年大饥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成绩和错误“两者的关系，可能不是一个手指头和九个手指头的关系，而是三个手指头和七个手指头的关系，或者比例更加悬殊”。他还在私下对毛说“人相食”，“要上史书”。而林彪却在大会上说，现在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的多，弯路会弯得小些”。两人的不同表现导致毛下决心打倒刘少奇，而林彪则在文革初期在中央常委中的排名从第六六位上升至第二位，并在九大上成为毛的法定接班人，而且林彪的接班人位置被破天荒地写进新党章。
【注八】学术界和民间一度流行的“人民文革论”主张，在文革中，除了中共高层存在的“权力斗争”，还存在着受中共干部压迫的底层民众，乘机起来造中共专制的反，这种活动被称之为“人民文革”。文革初期，确实有些民众起来报复那些过去整过自己的基层干部，要求为自己蒙受的冤案平反，或者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这种抗争的确具有一定的正当性。然而，这类抗争并不是文革运动的主流，亦未主导文革运动的大方向。而且，最高当局一旦发觉，就立即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人民文革论”的最大误区在于把支流与主流相提并论。
【注九】“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论”是陈伯达、姚文元等人于1967年11月，即文革已进行一年多以后，为文革提供“理论依据”而制造出来、经毛泽东审核同意的“理论”。“继续革命论”的观点，在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中找不到依据，也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其使用的“阶级”概念，直接违背列宁下的经典定义。在方法论上，该理论与现代社会科学风马牛不相及。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