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四川合江县航运社来了三名大学生：林东、杜文和我。
合江位于长江之滨，上接泸州，下临江津。航运社是一家从事水上货运的单位，集体所有制。文革前，这种单位，不要说大学生，连中专生也不可能来。现在一下来了三名大学生，而且来自后来所谓的985名校，可说是文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
林东和我是中学同学，我俩皆来自寻常百姓家庭。杜文与林东大学同班，是高干子弟（后来叫“太子党”或“红二代”）。杜文之父是山西人，老革命，文革前在省委当副书记，主管文教卫生系统，文革中被打倒，关押在昭觉寺监狱，全家被撵出别墅式小楼。杜文的父亲工资停发，母亲与几个兄弟姊妹，每人每月领取25元生活费。
1965年，杜文考上上海一所名牌大学。我曾私下问林东，杜文考上大学，是否跟他父亲有关系。林东说，在大学，杜文虽然算不上尖子生，但学习成绩也还不错。文革前的大学招生，省级以下干部的子女，如果高考成绩不好，也不易进名牌大学。同年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的女儿考大学，分数未上录取线，重点大学无望。任白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自己的老部下、重庆邮电学院院长，才让女儿成为该校的备取生。
杜文身高一米八几，身材瘦削，皮肤很白，但脸皮不很光洁，有几道粉红纹路，也许是青春痘遗迹。他戴一副黑框近视眼镜，船工叫他“杜大学”，熟点的叫他“杜眼镜”。他吃饭的动作颇有特色，先扒了一口饭，然后把筷子整整齐齐搁在饭碗上，对着饭碗细嚼慢咽，直到全部吞下肚，才扒第二口。
文革期间，杜文乘大串连之机，游山玩水。全国风景名胜，西湖、桂林、黄山、泰山、华山等，皆有他的足迹，而且留下照片为证。可惜他的照相姿势令人不敢恭维，千篇一律地两腿叉开，双手下垂，面无表情，一对无神的眼球透过近视眼镜，傻呼呼地盯着镜头。
航运社的一把手、党总支书记“李白毛”，是个船工出身的基层干部。他认定杜文之父已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杜文则是“可以教育的子女”，把他安排到吨位最小的一艘拖轮，当轮机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杜文刚上船，感觉很新鲜。航行值班，他端坐在靠背椅上，耳听柴油机的轰鸣，犹如交响乐曲，秀丽的川江景色，好像一副不断变化的彩墨画长卷，令人心旷神怡。拖轮在沿江各个码头停泊，他必上岸溜达，体察风土人情。但日子一久，他就感到厌倦。一艘拖轮，从船头到船尾也就20来米，宽4米多，吃饭、睡觉、工作、休息，都在这个狭小的空间。他整天愁眉苦脸，度日如年，后悔不跌地说：“当这种船工，就像进了水上监狱。”
杜文高度近视，而且怕水。拖轮停靠在没有趸船的江边，船工下船，必经一条高、陡、窄、长，而且一跳一闪的木跳板才能登岸。每次下船，杜文会身子下蹲，屁股紧贴跳板，两手从屁股两旁抓住跳板，一步一步往下蹭。上船则反过来，拱背弯腰，屁股朝天，两脚双手并用地往上爬。
船工们不歧视杜文，但他的顶头上司、轮机长严某，对他不大感冒。严某喜占小便宜。杜文既不抽烟，又不喝酒，连茶也很少喝。严某得不到杜文的烟酒孝敬，总看他不顺眼。杜文值班，经常脸朝着舱门外，观望两岸的山山水水。严某就故意在柴油机排气管上，用红漆写下八个大字：“注意当班，专心操作”。但杜文视若无睹，依然故我，丝毫不改。
一次，他与严某一起值班，柴油机机油管突然爆裂，一股黑乎乎的机油朝他身上直喷，眼镜上也沾满机油。他连忙还用手去抵挡，哪里挡得住。于是他站起身，跑到机舱门外，取下眼镜擦拭。严某一看，一把就柴油机拉熄火，大声吼道：“杜眼镜，你怎么不关柴油机？机器烧了怎么办？”
杜文母亲担心儿子受苦，经常从成都给他邮来上海麦乳精和高级软糖，杜文只是独自享用，从不孝敬严某。一天，杜文上岸去了。严某跑到杜文床头，找到一个玻璃罐，把里面的白色粉末舀了满满两三勺，冲了一大茶缸，端起来张口就喝，觉得又苦又涩，噗噗往外直吐，正好被回船的杜文看见，他哈哈大笑，指点着严某说：“他妈的，你想偷我的麦乳精，结果拿到老子的洗衣粉！”
在合江，林光和我先后结婚成家，杜文没有女朋友，似乎并不着急。航运社有个女会计，姓罗，想招杜文当她的乘龙快婿，把正在念高中的大女儿嫁给他。一天，罗会计买了鱼肉，邀请杜文来家吃饭，叫女儿陪客。在餐桌上，杜文光吃饭不说话，根本不理那个女孩，吃完后拍拍屁股。抬腿就走。
一天下午，杜文、严某和我在县城逛街，见一个农民卖新鲜荔枝。就围上前去购买。杜文蹲下身子，趴在农民的箩筐边沿仔细挑拣。一个有点姿色的本地女孩也凑了过来。严某小声问杜文：“这个如何？这个如何？”杜文以为是问荔枝好不好，头也不抬地说：“可以可以。”严某把嘴一努，又对他说：“我说的是那个。”。杜文抬头瞟了一眼，说：“砸得窝牛屎（差劲极了）！”我以为杜文对配偶的容貌要求很高。但后来，在成都，我见到杜文的妻子，发现她相貌平平，但她父亲在文革前是厅长，我才明白，杜文的择偶原则是“门当户对”。
1971年8月底的一天中午，火辣辣的太阳当空照，我和杜文在县革委门口，看见读报栏上贴着《解放军画报》刊登的巨幅照片－－江青拍摄的“林副主席学毛著”。杜文指点着照片说：“你看你看，林彪眉毛倒挂，腮帮无肉，一看就是一副奸臣相。”我吓了一跳，四周一瞄，见没有其他人，才放下心来。在回拖轮的路上，杜文又对我说：“你知道吗？当年在延安，林彪的老婆叶群的外号叫‘小白菜’，是延安四大美人之一，漂亮得很，比林光头（秃子）强多了。”
几天之后，林彪乘飞机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我觉得，杜文事前不大可能掌握什么小道消息，但他的父亲属于彭真、安子文系统的“山西帮”，文革中被整得很惨，林彪的人马却飞黄腾达，火箭般上升，他当然对林彪不满和仇恨。
文革中，杜文之父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一起被打倒，杜文对李井泉似乎没有好感。有一天他问我：“你知道李井泉为何当上政治局委员？”我回答“不知道”。他说：“三年困难时期，四川饿死很多人，李井泉却向中央报告，四川粮食大丰收，把大量粮食调往外省。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李井泉隐瞒真相的问题被揭露出来，老毛不仅没批评他，反而说‘井泉同志风格高’，并提拔他当政治局委员。”后来，我在网上查悉，杜文讲当年李井泉不顾四川民众死活，往外省大量调粮食之事，确有其事，但李井泉当政治局委员发生在1962年之前。
一次，我与杜文聊天，谈到《参考消息》上连载的故事：苏联克格勃间谍萨哈洛夫叛逃美国。我对萨哈洛夫很钦佩，对间谍这门职业也羡慕不已。杜文却满脸鄙夷地说：“间谍只不是政治家手中的工具。政治家需要时就利用你，不需要时就把你一脚踢开，有什么好羡慕的。”后来，我在美国，读到中国打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间谍金无怠的报道，明白杜文的看法不无道理。
1974年，航运社派采购员罗某与杜文一道去成都出差。正好他父亲获得“解放”，离开监狱回到家里。一天，他父亲的老下级、省交通厅胡厅长前来拜望，杜文父亲委托胡厅长设法把儿子从合江调回成都。一心盼望脱离航运社“苦海”的杜文自然喜不自禁。他把出差的事办完，没有返回合江，一直待在成都。三个多月后，他才拿着交通厅的调令回到航运社。
李白毛不知道杜文父亲已获“解放”，见杜文在成都滞留三个多月才回来，大为光火。他把杜文叫到办公室，脸青面黑地训斥：“你这个走资派子女，居然不请假在成都晃了三个月，这是旷工，我要扣你的工资和口粮！”杜文没吱声，悄悄把调令直接交给县委组织部。过了几天，县委给航运社下达调杜文回成都的命令。李白毛自然不敢怠慢，连忙给杜文办理调离手续，但工资、口粮照扣不误。杜文也不抗争，拎着行李就离开了合江。
没多久，杜文父亲被任命为省革委办事组第一副组长，这是个实权不小的职务。消息传到合江，李白毛的脑瓜不笨，急忙带着杜文被扣发的工资和粮票，还带了些合江的土特产，与罗采购员一道，直奔成都的杜文家。杜文之父见儿子的老上级来作客，十分热情，在家里设便宴招待。酒席宴上，杜文父亲说：“我儿子在航运社，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非常感谢。”李白毛把工资和粮票交给杜文，大言不惭地说：“杜文在我们那里，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表现好得很；我们照顾不周，还望省革委领导多多包涵。”
再后来，航运社通过杜文父亲的关系，在省里搞到不少国家控制的物资，包括一对山东维坊柴油机厂生产的船用柴油机。李白毛得意地说：“现在，我们航运社有通天关系了。”
杜文回成都后，先在省交通厅混了一阵，后来调到省科委。1978年，杜文父亲任省人大主任，杜文当上处长，掌管专县的科研经费，这是个肥缺。他不无得意地对我说：“我现在经常去专县，地委书记、副书记亲自接待，风光得很，因为我手里掌握大把大把经费。”但他并没有忘记落难之地。合江县氮肥厂一度缺乏资金，通过杜文之手搞到一大笔“科研”经费。
1978年我考上研究生，去省城拜访杜文。杜家已从五层楼内的大套房，迁回成都闹市区的一个幽静的独家小院，门口有门房，院内是花园和草地，几株树上开着浅紫色的花，香气袭人。杜家住在一幢两层楼房内，清一色的木地板光可照人，卧室摆设简单雅致，床上挂着雪白的蚊帐。
2000年我从美国回中国探亲，在成都再度与杜文相见，发现他已经“面目全非”，当年的瘦削身材和文雅风度荡然无存，以前凹陷的双颊往外鼓起，青春痘斑痕几乎消失，啤酒肚却隐约可见。他家堆满了瓷器、古玩和字画，打个转身都很困难，我想，这些东西，他可能大多没花钱。他请我在成都一家大餐馆吃饭，费用自然无需他掏腰包，由江苏某公司的推销员买单。他对我说，不久他可能升副厅长。另一友人告诉我，杜文后来在副厅级调研员位置上退休。
（2003年10月初稿，2016年10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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